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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DIY(do
it
yourself，即“自己動手做”)——字幕組熱衷義務翻譯國外有意思的公開課，轉貼、瀏覽量最廣的課程和演講構建出一種創新的虛擬大學雛形；專注興趣和好奇心的“分享主義者”線下聚會，頭腦風暴，互相激發新思維。我的教育，我選擇，我做主。
發黃的講稿，一成不變的老師面孔，僵化的大學教育，在教育2.0時代，傳統大學的一潭死水被打破，教育成為一種有趣的
“自組織”，一種機會平等的推進劑，一種新思維的產生和改變的催化劑。
怎么可以有這樣的哲學課？
“太不可思議了，地球上會存在這樣一堂哲學課，”黃梓姣說，“這是所有人的集體感受。”“腦袋像被通了電源。”
在無美劇可追的夏天，“人人字幕組”發現了這些自2004年起美國常春藤大學就陸續上傳校園官網的課堂視頻，將授課內容翻譯成中文字幕。“冒險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在哈佛大學桑德斯禮堂，桑德爾教授面對座無虛席的一千多名學生，當然也面對著攝像頭之后不可估量的全球網民，說，“哲學教化著我們，也攪動著我們，它使我們和本已知的事物產生矛盾。這很諷刺。這堂課的難度在于，它在教你一些你已知道的事，它使我們一些本來毫無疑問熟悉的事物，一下子變得陌生。”
黃梓姣，廣州某周刊記者，2010年春節期間在開心網——媒體人扎堆的社交網站——就發現了這條課堂視頻轉帖，這條長達54分鐘的非娛樂視頻其時居然已被轉貼數千次。此前，被轉千次以上的視頻長度基本在5分鐘之內，以玩以鬧為主。這是網絡正在縮短思想集中度的事實，越短越好，否則就跳過。
這一次，黃梓姣卻一口氣把它看完。在桑德爾的正義第一課中，屏幕前的她似乎和地球另一端桑德斯禮堂里的一千多名學生被不斷要求思考一個個道德困境——
A。你開著一輛電軌車，突然剎車失靈，車前方有五個工人，分岔軌道上只站著一個工人，如果你猛轉方向盤沖向分岔軌道，你會撞死那個工人，卻可以挽救五個人生命。你怎么辦？
B。你站在天橋上，看到橋下一輛失控的電軌車快要撞向車前方五個工人，此時你身邊站著一個大胖子，如果你將他猛推下橋，他必死，但他的身軀卻可以阻擋電軌車撞死五個人。你怎么辦？
C。你是醫生，一天夜里醫院突然來了五個輕傷患者與一個重傷患者，只有一天時間，你要么挽救重傷患者的生命，卻得看著另五人死去；要么救治五個輕傷患者使其康復，讓那名重傷者死去。你怎么辦？
春節畢返粵，黃梓姣發現這堂課居然成為同事間的共同話題。7月暑期至，討論這堂正義課的人越來越多，包括實習生、大學同學。
作為一名記者，黃梓姣的經驗是，當身邊不同圈子的人都在討論同一件事情或現象時，它往往已構成了一個公共性事件。
果然，在優酷、土豆、開心、人人等知名視頻與社交網站，桑德爾的正義課都分別有數千條轉載記錄與數十萬次點擊量。其他受追捧的公開課程還包括耶魯大學的金融課、死亡課與歐洲史等。
普通人接近哈佛的全新“路線圖”，實在是Web2.0時代與免費網絡商業邏輯聯合打造的“DIY大學”。“在傳統教育里，教授者與接受者是固定的。在教育2.0時代，人人都可成為知識的再生產者和傳播者，教育會成為一種‘自組織’。轉貼、瀏覽量最廣的就是精品，即使沒有強大的教育機構支持，通過這種社會自組織形式，教育的觸角也能夠伸得更遠。”多年從事教育公益的志愿者小石說。
在六年前就開始出現為公開課配中文字幕的臺灣，這些世界頂級大學課堂的影響力，還滲入到本土高校。OOPS(MIT開放課程中文計劃義工組織)主持人朱學恒說，臺灣新竹交通大學也已開始錄制課堂教學，下一學年再上同樣一門課時，讓學生先看視頻，再直接進入討論。
與常春藤公開課程類似的TED也受到中國年輕網民的歡迎。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是一個社會各界精英交流的頭腦風暴盛會，創于1984，現在由Chris
Anderson創立的非營利機構種子基金會主辦。
TED每場演講時間都在18分鐘以內，主題旗幟鮮明，集中于各領域最新最有想象力的發明或設想。從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到《阿凡達》導演卡梅隆，都是它的演講者。參加過TED的人會說，說不定你身邊坐的就是一位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得主或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這簡直就是為網絡傳播量身定作的，”朱學恒說，“隨身攜帶一個上網本或iPad，在上下班的地鐵上，正好看完一場演講。”
分享主義者
“未來第六感”——網絡上瀏覽量與轉載率最廣的TED演講——講述的是一項即將投入市場的技術革命：數字科技將內化為你身體甚至你思想的一部分，比如，你用四根手指框住一幅你喜歡的景色時，你已經將它拍攝下來了；你在超市買廁紙，你會收到提示，哪種廁紙最環保、性價比最高；當你與生人第一次見面時，你立刻能接收到對方的所有數字信息，職業、畢業院校、愛好、星座……
有個TED志愿者負責廣東一個學校的演講放映會，即使來的人很少，他都很有激情地一直堅持下來，而且沒有任何的回報，有老師很好奇，問他為什么這么投入？他說自己是個“分享主義者”，把有意思的新東西和別人分享，讓他感到很快樂。
美國常春藤公開課程與TED的中文翻譯義工之間雖交集不多，但他們屬于同一類“分享主義者”——
他們熟悉且善于搜索、利用英文網絡世界資源；宅家宅電腦，卻只是用來工作和學習；對新鮮事物持有嬰兒般的高度好奇與執著；真正的Web2.0er，每天打開電腦的第一件事是打開閱讀器、挖客或書簽，很久沒有通過打開一個個網站來搜集信息了；樂于無償分享自己的勞動成果，并從中收獲成就感與榮譽感；善于在Web2.0環境下，維護及管理松散而高效的義工組織，行動力強。
用朱學恒的話說，他們就是一群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高度進化的生物。
人人字幕組負責人之一梁良第一次知道美國常春藤公開課程，是受VeryCD內容編輯的一再推薦。字幕組成員相互商量后，一致同意著手翻譯。
VeryCD是執行Web2.0理念的站點之一。
類似的站點其吸引大批流量的原因在于能提供及互享英文網絡世界中最新最有意思的資訊及視頻，并以開放的姿態調動讀者參與貢獻內容。
此外，一個長期被忽略的事實是，英文信息在全球網絡世界中占絕對主導地位，中文資訊——盡管對于大部分中國網民而言已經足夠了——僅占總盤的2%而已。
這些站點的負責人之間聯系緊密，2004年與Web2.0同時誕生的一年一度的中文網志年會成為志趣相投的Web2.0ers建立線下人際網絡的重要平臺。
TEDtoChina(中國網友志愿發起的，將TED介紹到中國的松散組織)負責人之一Tony，2009屆中山大學英語專業畢業生，眼下已經參與組織起廣州、北京、上海TED的線下活動，主要是在高校放映TED演講視頻，邀請當地的各界社會精英發表TED風格的演講，再進行頭腦風暴。
7月16日，TEDxYUE(粵)在中山大學北校區舉辦了一場以“明日醫學”主題的TED放映會。
創立TEDxYUE時，余愷和他的志愿者幾乎只是在豆瓣這一類社交網站上吆喝一聲，來自廣州各高校的自薦信就來了。這正是社交網站高度發展之下的基本通則，高舉共同興趣愛好或相同價值觀的旗幟，團結在一個個小組之下。
余愷的初衷是，讓更多學生接觸到趣味橫生的無邊界知識和創想。
2010年7月，在牛津演講的Chris
Anderson說，TED成為了創新的催化劑，“現實中，你很想做一個改變，但不知道如何改變，別人的創新思維演講不一定具體針對你的問題，但使你受到啟發。”
余愷到墨爾本讀人類學前，其實并不知道人類學要學什么，TED有個演講，一個行為研究專家全世界不同地方跑，教世界上不同的人怎么用手機。看了這個視頻，他即刻被點醒。
機會平等推進劑
安豬，TED志愿者，“多背一公斤”公益活動發起人，2010年4月18日，和余愷一道赴云南麗江一個偏僻的山村，為當地小孩子舉辦了一場TED風格的18分鐘演講。
余愷給孩子們講了“26個字母的故事”，過去志愿者常常給孩子們送去物質的東西，但他想給農村孩子帶去“1公斤思想”。純粹的演講對山村的孩子不太合適，他就讓孩子們圍坐在筆記本電腦前，孩子們似乎看不懂視頻演講的內容，但眼神都非常專注。
余愷將一個叫家園的視頻調出來，那是個每人講一段話的片子，他請孩子們模仿，對著攝像頭的孩子們很緊張，余問他們每個人3個問題：你的夢想是什么？你最想做什么？你最想讓爸媽為你做什么？每個表達了自己想法的孩子都很興奮。
余愷不僅將他的想法分享給別人，其實他最大的益處是通過分享，他也得到了新的啟發。
這種“參與式”的思維模式也改變了他過去解決問題的習慣。比如以他的食品專業知識，牛奶很好，但這個村子里的孩子從來沒機會喝牛奶，怎么解決營養問題？他們去了村里兩周，把當地市場上所有的材料都買回來，根據當地孩子的認知狀況，為他們制作個性化的食譜。
他曾注意到哥本哈根智庫提出花4000億美元4年時間解決全世界的一個問題，就是營養不良的問題。
中國農村孩子的營養不良問題嚴重，但缺乏數據，政府層面不會顧及這個問題，去山村演講的經歷使余愷想到一個idea，如果在平臺上發布一個消息，全國不同地方一千多個學校老師給每個孩子做一個最簡單的體檢，只要身高、體重，只要學校有網絡，互聯網的協作，就可以將全國農村孩子的營養狀況表達出來。
由于資源有限，現實中好的師資向名校傾斜，學生處于一種被教育狀態，沒辦法選擇自己受教育的內容，有的學校老師手持二十年如一日的發黃教案。
余愷他們做過一個“平等機會”的活動，在30個高校開創新演講的放映會，有好學校，有普通的，有本科，有專科。網絡資源的普及，將好教育的成本下降，只要一根網線，無論你是來自哪個學校的學生，都可以向世界級大師學習新思維。
“這種網絡教育對國人的最大意義是一個機會平等推進劑，只要你是好學的，你可以更容易找到相當優質的資源以及有共同興趣的人，夸張一點說，即使在山村，只要你足夠努力，也能在山村里獲得哈佛的教育。”Tony說。
但現實障礙是，有人英文讀不懂；另一個是語境的問題，如果要理解別人的新想法，思維要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有些演講對某個人可能啟發很大，對另一個人則毫無影響。
不過，余愷覺得，這種新思想的學習遇到的最大的障礙是，“整個社會的氛圍比較功利，學生要考四、六級，不關心短期內似乎并不實用的新思維。”
世界學術霸權的大計？
作為第一所公布課堂視頻的大學，MIT(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每節公開課的制作費用約為20000美元。聯系到發源于MIT的硅谷文化，其所倡導的開源運動與MIT的這一“燒錢”舉動頗有相似之處，但從美國常春藤大學接二連三紛紛公開課程來看，單用“義舉”來解釋似乎未免太過純良。
看了耶魯金融學教授羅伯特·希勒的金融課導論，黃梓姣覺得那簡直是耶魯的宣傳片，“1985年，耶魯基金已經擁有約10億美元，另還有些藝術藏品，價值好幾億，從1996年至2006年，耶魯綜合收益率達到28%，平均攤在每個學生身上是200萬美元。并且，這筆錢就放在那里，隨時可以折現。”
耶魯另一名教授保羅·布羅姆在上心理學導論時，開場白便是，“我們將會被攝像，本年度結束時，所有視頻錄像都會在網上，免費對所有人開放，通過網絡傳播到各個國家，為無法通過正常渠道接受大學教育的人們提供便利，當然，這也是耶魯建立‘世界學術霸權’的大計”。
在獨立學者安替看來，這句在課堂上引發哄堂大笑的點睛之語才是關鍵。2008年，安替作為哈佛尼曼獎學金獲得者，成功選上桑德爾教授的正義課，早早坐在桑德斯禮堂里，等待這位在哈佛同樣是最受歡迎的教授。
安替說，美國大學各門課程的第一節課被稱為shopping課，老師需要向學生說明這門課的教學內容、參考書目以及考試方式，他們更重要的任務在于展現自己的學術功底與個人魅力，因為在shopping課之后，學生才需要決定這學期是否選這門課。
因此，在各學年初的shopping課期間，美國各高校里充滿了自由市場競爭的硝煙。2007年，哈佛校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桑德爾教授贏得了shopping課的勝利”。
作為勝利者的桑德爾，不但擁有約1200名選課學生的最高紀錄，還是迄今為止惟一一位在桑德斯禮堂開課的教授。這座華麗考究的禮堂，是哈佛用來舉辦每年畢業典禮的地方。
開課時，安替注意到，眾多沒有訂上課的學生站滿了走道。相比之下，網絡公開課程恰恰解決了資源稀缺的問題，并在網絡“自組織”篩選機制下，被哈佛學生公認為最經典的課堂也被精準篩選出，受到最熱烈的推薦與傳播。
“這就是一堂global
shopping(全球推銷)，”安替說，“哈佛通過展示自己最卓越的課堂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去報考它，耶魯，MIT，所有美國常春藤大學都會那么想。”
眼下，日本的大學也宣布，將其課堂視頻上傳網絡。中國開放教育資源協會自2006年起也開始組織試點大學的老師翻譯中國精品課程，希望將中國精品課程推介到國外，使中國融入世界知識共享運動的潮流中去。
免費公開課程，正在成為全球人才戰略的全新戰略手段。
可以想見的未來，當各國高校將其最優質的課程上傳網絡共享，在完全自由競爭的網絡“自組織”篩選機制下，被篩選出的最優質課程將對處于弱勢的教育資源產生巨大壓力。顯而易見，各國最優秀的人才完全有實力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
朱學恒告訴本報記者，從目前的狀況看來，各國字幕組的興趣仍集中在翻譯英語網絡資訊上，美國常春藤大學的公開課程是受到非英語國家一致推崇的。而亞洲網絡世界的內容，除了日本的動漫，吸引力仍集體處于弱勢。
羅伯特·希勒的金融課程在中國年輕網民中頗受推崇，原因之一在于他所推崇的直白商業邏輯，“人們應該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個社會階層對另一個階層并沒有虧欠，而且我們也不必為追求經濟利益感到內疚。”
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課是眾多免費課程之一，按經濟暢銷書作家克里斯·安德森提煉的網絡時代下的免費商業邏輯，免費的目的，是為了催生一個巨量的新經濟。
這是一個有創意的商業概念。
余愷認為，中國人并不缺乏創新意識，更多時候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表達。
他在演講中看到印度的農民也會講自己的創新故事，中國的農民其實也很有想法，但可能是中國教育的原因，中國人講出來的故事比較機械化，很難講得打動人，外國人非常追求差異化的表達，“可以說你不知道，但說出來就得和別人不一樣。”
“中國的大學應把更多資源不是僅僅用在建漂亮的教學樓上”，余愷說，而是幫助學生游學世界各地，去感受這世界本來是圓的，但也可以是平的，是熱的，是擠的，是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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