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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嘉德春拍的古籍善本專場中，明嘉靖間刻本《詳注東萊先生左氏博義廿五卷》引人關注，它曾在2008年嘉德秋拍中以200萬元的底價流拍，這次卻以414.4萬元人民幣成交。在它的說明里有如此描述：此本首刻有呂祖謙序，《天祿琳瑯書目續編》卷七著錄為宋本，實為明刻本，據溥儀賞賜溥杰書目，1922年8月6日溥儀賞溥杰出宮。
天祿琳瑯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內府善本特藏書庫，清乾隆九年(1744年)，高宗親筆題寫“天祿琳瑯”匾額懸掛于昭仁殿，收儲宋、元、明各代珍籍善本，其中，以收藏珍貴宋版書著名，其版本精良，裝飾精美，書品上乘，可稱為中國古籍珍品中的奇珍。截止到2009年，出現在拍賣會上的天祿琳瑯藏書達24部之多，雖多以單冊、殘卷出現，卻屢創天價。比如，1995年春，嘉德春拍出現第一部天祿琳瑯舊藏《歐陽文忠公集》，拍出了27.5萬元；2004年，北京翰海拍賣了宋版《春秋經傳》，拍出了193.6萬元；2009年嘉德春拍出現了明版《六經圖》，拍出了240萬元。
既然天祿琳瑯藏書是如此珍稀的國寶級文物，又屢次出現在拍賣場，國家會有一些什么樣的應對措施呢？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圖書館副館長向斯表示，只要認定了是從前故宮的東西，國家有關部門會盡全力進行收購。
向斯表示，天祿珍藏的命運和中國近代史一樣坎坷，最大的一次劫難是遭溥儀盜竊出宮。據他的專著《故宮國寶宮外流失秘籍》披露，“從宣統十四年(1923年)七月至九月，溥儀先后41次賞溥杰昭仁殿珍本古書210部，幾乎全是宋本精品，包括宋本199部，元本10部，明抄本1部。”溥儀盜運出宮后，昭仁殿中僅有10部宋版書、15部元版書，雖然這些秘籍也都是版本精良、品相較好的本子，但是比起被溥儀盜運出宮的那些珍本卻又略遜一籌了。
向斯介紹，清末代皇帝溥儀遜位以后，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復辟大清帝國的愿望和改善禁錮生活環境的要求日益強烈。為了換取大量金錢，溥儀想到了宮廷古物珍寶。于是，溥儀以賞賜為名，將210部天祿琳瑯古書珍品，由其弟溥杰分批盜運出宮。
溥儀回憶錄《我的前半生》記載，這批古書出宮以后，都交給了溥儀的父親前清攝政王載灃，載灃又交給自己的弟弟載濤，載濤再秘密運到天津靜園，變賣了幾十件，最后全部運往東北，入藏偽滿洲國皇宮藏書樓。
對于溥儀盜寶之事，向斯有著獨到的見解：“它說明當時雖然已經推翻了舊的王朝，但人們的觀念卻沒有跟上。沒人想過溥儀的小朝廷怎么生活，因而對國寶也疏于管理，也沒有對每天進出的皇室人員進行搜身，給溥儀以可乘之機。”他認為，畢竟溥儀從小接受皇族教育，骨子里面一直覺得自己還是皇帝，認為拿點國寶是正常的事情，就像拿自己家的東西一樣。“實際上，宮里的珍寶是國家財產，造成流失，是全民族的損失，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向斯還介紹，為了防止國寶流失，故宮博物院直到今天還保留了以前清宮里的宮廷管理方法，就是兩個人一起進庫房，下班后一起鎖門、貼封條，鑰匙要還鑰匙房。
在抗日戰爭勝利后，溥儀倉皇出逃，偽皇宮內的珍寶頓時遭到國民黨執勤兵哄搶。所幸國民黨東北地區財政特派員張嘉璈慧眼識珠，發現偽宮內尚存一批宋元善本圖笈，共有13箱。后來這批書籍用飛機運回北京，由政府再次交回故宮博物院。
有意思的是，2009年嘉德春拍中出現的明版《六經圖》，恰恰沒有被張嘉璈發現。據拍品持有人、國民黨東北清查團干事劉燕夫的后人介紹，劉燕夫在偽滿皇宮附近古玩店閑逛時，見到店內最貴的物品標價二十兩黃金，原來是一本古籍，書前標明宋版《六經圖》。問及店家，告曰此乃宮中警官合伙拿來出售，于是劉燕夫認定其為宮中散出之宋版，意義非同一般，毅然購之，并攜往文物專家金毓黻處請過目，金亦認為此書價值極大，愿以雙倍價格請劉燕夫轉讓，遭劉婉拒。劉燕夫1949年初赴臺，1971年又轉而定居美國，1978年臺灣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昌彼得見到這本書，鑒定后認為此書乃明版而非宋版，之后劉燕夫將其影印流傳于世。
向斯介紹，新中國成立之初，故宮曾陸續從民間收購了一些天祿琳瑯的藏本。之后，故宮將自持的天祿琳瑯藏本都劃撥給北京圖書館珍藏。近年來，還不時從民間冒出天祿琳瑯珍本，比如2005年時，山東圖書館就從民間收購了13冊明刻版《呂氏家塾讀詩記》。“如今，在溥儀盜出的210部天祿琳瑯珍本中，還有約一半流散民間。”向斯認為，那些在外飄蕩了近一個世紀的天祿琳瑯藏本，到了該回家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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