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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動力來自何方？開放時代需要開放的收藏觀：最高境界是為守護人類文明物證推動文化而收藏，其次是審美境界，講究個人娛樂和修身養性，第三也要充分肯定投資的動力，但唯有投資而無文化，必然也走不遠。
我認為開放時代的收藏觀要用開放的眼光看。前兩年，我在籌辦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時，時常遇到收藏家這個特殊群體提出的“人以群分”的特殊要求，有人強調中途把藏品賣掉的人不算收藏家；又說有經商行為的人不算純正的藏家。
其實，這些收藏家的收藏理念還是比較老派，我提倡要用開放的眼光來看收藏。
目前的收藏必然是文化性和投資性的高度融合，只講收藏不講投資的人以后會很少，也很難生存；只講投資不講文化的，也走不遠。今后的概念是收藏投資家，或叫投資收藏家，對投資要素的引進必須給予正視和重視。
為什么這么看？
第一，現代收藏的成本加大了。
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朵云軒店堂里，150元可以買到齊白石的作品，250元可以買到張大千很好的創作。但當時很多老員工的工資是48元，我這樣的新員工只有二、三十元，當我攢到150元時，首先是購買解決交通的“永久”牌自行車。當時100萬可以做大收藏家，但在今天1000萬也未必能做大收藏家。現在已經到了“以他業養收藏，以藏品養藏品”的時代了。香港有一個大收藏家，當年以近百萬元買了徐悲鴻的精品佳作《放下你的鞭子》，前些年拍出時賣到7000多萬港幣。他是很大的收藏家，但可能要換別的藏品了，需要更多資金周轉，這就是用藏品養藏品。藏而不露、藏而不賣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第二，藝術品成了私家理財的理想工具。
拍賣行的出現，它的“三公開”的交易原則，電話委托、網絡競拍方式，使得現在的藝術投資極為方便。美國相關機構統計，房地產年投資回報率是4.5%，股票回報率是17%，而藝術品是24%。
舉張大千的《晚山看云圖》為例，1993年首次拍出143萬元，由臺灣蔡先生拍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他的資金緊張，加了一點錢賣給另一位臺灣收藏家，七、八年前，又出現在上海某拍賣會上，以500萬元成交賣出；2009年秋天衡拍賣會上，《晚山看云圖》又出現了，看了圖錄，當年參與朵云軒首場拍賣的很多人都去了，拍賣行估價600萬，我說會超1000萬的。后來拍賣落槌價1700萬，加傭金近2000萬。這種例子很多。
第三，收藏的文化性轉變了。
古代到近代的收藏沒有投資這個概念。收藏那些畫是用來審美、借鑒、臨摹的，所以，歷史上很多大收藏家都是大藝術家。現在情況變了，要臨摹可用畫冊、電腦資料，用原作太奢侈了。現在建立私人美術館的越來越多，文化性也隨之轉移。如浙江孫海方的越窯瓷博物館，北京馬未都的觀復博物館，上海的劉益謙夫婦已在浦東購地造美術館，珍藏和展覽自己的藏品。這就“變藏為展”，變一人獨享為社會共享了。建立私人美術館也是海外收藏事業發展的成功經驗。我們國家的博物館、美術館以前全部是國辦的，海外很多博物館、美術館卻是私人或者民間所創的。
第四，收藏的時空觀念變化了。
就空間來講，以前都是上海人在上海收藏藏品，現在任何人只要有實力都可以在全世界收。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涌”到同一個拍賣現場，有電話有網絡，即時的拍賣完全可以做到；另外，古代的收藏觀念是“子子孫孫永寶之”，但是今天社會結構、家庭結構發生變化了，四代同堂、五代同堂極為鮮見，我認為“子子孫孫永寶之”可能性就更不大了。藏品的流轉，可以“獨樂樂不如眾人樂”，“不在終身擁有，而在曾經擁有”。因此，在一段時間里曾經擁有相當數量的藏品并且有一定的鑒賞乃至研究水平的人就可以定位為收藏家。
歸納起來，收藏的最高境界是文化，把藏品捐給國家，讓社會共享或通過收藏推動文化的研究和展示，乃高風亮節；第二等是審美境界，個人自娛自樂，修身養性。第三個層次是允許有投資的要素，假如只收不賣，收藏無法循環。
收藏家是人類文明物證的守護神，他們最高的境界應該是為民族做貢獻。收藏家張伯駒為了把第一本法書《平復帖》留在中國，當年花了4萬塊大洋，變賣夫人嫁妝、家中房產，解放以后捐給了國家。他的舉動讓人敬仰。上海博物館90%的藏品是私人捐贈，這些捐贈者令人佩服。
這次世博會中國館中的《清明上河圖》，也有私人收藏的功勞，讓后人見證了中華文明。此畫為宋徽宗時期的宮廷畫匠張擇端于1106年所作，至今有904年，其中190年是存在國家博物館，其余710年都由私人保管。它所描繪的當年汴梁繁華的商業景象，為今天“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提供了很好的藍本。因此，民間收藏為國家的文物保護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
綜上所述，我認為當今時代的收藏來自綜合的動力。既有資本增長的欲望，也有審美的需求，更有為國家保存文明文化的責任，并非一個孤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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