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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霍克菲爾德是麻省理工大學151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長。“她簡直有一種國務卿的派頭。”在上海演講時，有聽眾如此評論。霍克菲爾德自己則表示：“女校長的頭銜絕對是一種莫大的榮耀。”作為美國總統的“特別科技顧問”，“過去6年，我始終保持一個習慣：每個月必須去一次華盛頓，風雨無阻。”談到美中大學與政府的關系以及中國大學的未來，霍克菲爾德表示：“就我對于中國大學的觀察，他們都有中國政府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我認為在2020年左右，這里涌現出2至5所世界水準的大學并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蘇珊·霍克菲爾德有一副低沉、內斂的嗓音。
外灘三號的“三言舍”論壇曾經吸引過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芬·斯蒂格利茨、世界銀行前行長沃爾芬森、百事可樂CEO英德拉·努伊等諸多來自各行各界的世界名流駐足。然而，6月23日，當麻省理工大學(MIT)現任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踏上講臺，她的儀態舉止還是吸引了臺下不少人的目光。
現年59
歲的霍克菲爾德身著灰色職業套裝，金色的短發一絲不茍地朝后梳著。與很多演講者不同，這位腦神經界的學術權威顯然并不喜歡夸張的戲劇性風格，也不熱衷搞臺上臺下互動的那一套。更多的時候，她只是以一種筆挺的姿勢站立在講臺前，用那種獨特的低沉嗓音波瀾不興地將演講稿一直念下去，連眼皮都不抬一下。
“她簡直有一種國務卿的派頭。”臺下，有聽眾小聲咕噥。
6年前，霍克菲爾德接任MIT校長一職時，正趕上美國名校歷史上任命女校長的潮流，這其中包括哈佛大學的德魯·福斯特、普林斯頓大學的雪莉·提格曼和布朗大學的魯思·西夢斯等數位女校長。
既便如此，作為MIT一百多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校長，當選之初霍克菲爾德備受爭議。長期以來，該校一直被外界批評有歧視女性科學家之嫌，在霍克菲爾德之前，該校女性教師人數常年保持低水準，女科學家工資普遍比男同事低，各種榮譽與她們無緣，學校歷史上也從無女性擔任科學系主任的先例。
過去6年，在霍克菲爾德的領導下，MIT的男女生比例從原來的8：2上升為6：4。另一方面，與其他女校長不同，霍克菲爾德并不在乎“女校長”的名頭。“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夠激勵更多與我有類似背景的人，尤其是女性。”
作為MIT的校長，這當然不是霍克菲爾德第一次訪問上海。事實上，在過去6年，她幾乎每年都要來一次中國。這一次，她在中國逗留了幾日，主要工作包括拜會兩所中國大學：清華和交大。“我們分別與這兩所大學開展一些高級人才培養的項目合作計劃，MIT
還計劃送更多學生到中國來學習中文。”她這樣介紹。
當然，她也不是上海近期接待過的唯一美國名校校長。在過去的短短幾個月里，包括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哈佛大學校長、耶魯大學校長等數位名校校長都曾造訪中國，他們都對中國的高等教育表現出極大的熱情。
幾個月前，霍克菲爾德的前任上司、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曾公開表示：按照目前中國對于教育產業的投資力度，中國的名牌大學必將在25年內全面趕超包括耶魯、劍橋、牛津在內的世界知名學府。這段言論在中國引起很大反響，有人說萊文的言論實在有過于溢美夸張之嫌；也有人說，這不過表達了那些向來自豪于自己高度獨立性的歐美名校在經歷了金融危機后，對于中國模式的由衷羨慕之情。
“中國的模式和美國的模式究竟哪一種更優？”在三言舍的論壇上，有一名來自中國的MIT
校友這樣問母校校長。嚴謹的霍克菲爾德最后回避了那個問題。“我只不過想說，就我對于中國大學的觀察，他們都有中國政府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我認為在2020年左右，這里涌現出2至5所世界水準的大學并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B=《 外灘畫報》
H= 蘇珊·霍克菲爾德(Susan Hockfield)
“女校長的頭銜絕對是一種莫大的榮耀”
B：你從2004
年開始擔任MIT校長，是該校151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長。事實上，最近幾年，越來越多女性出現在美國名校校長的位置上，如哈佛大學的德魯·福斯特、普林斯頓的雪莉·提格曼等。不過福斯特曾表示，與其被看作“女校長”，她更希望只是被別人看作“校長”，不知道你是怎么認為的？
H：我不是很確定別人怎么看，但對我來說，MIT歷史上第一位女校長的頭銜絕對是一種莫大的榮耀。或許你們還不知道，我還是大學歷史上第一位從事此職的生命科學家，這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夠以我的例子來鼓勵更多與我背景相同的人，尤其是女性。
B：在成為MIT校長之前，你曾擔任耶魯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事實上，在投身學校行政工作之前，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腦神經科學家，你曾經在著名的冷泉港實驗室工作，是什么使你放棄成為一名科學家而轉為管理者？
H：這個問題我曾經被問過很多次，我想這是有關于個人發展選擇的一個問題。
在美國的大學里，老師可以選擇只進行學術研究，整天在實驗室里，也可以選擇從事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但當你本來在自己的學術領域有一些成績，你又轉做行政工作，人們就會不理解，認為很可惜，但我很享受這一切。現在由于許多的行政工作，我幾乎沒有時間給學生們上課，但這并不表示我與學生就會產生隔閡。當我走在校園里，許多學生都能認出我，還來和我聊天，這讓我很享受。
從出任耶魯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我開始從事行政工作。當時萊文校長邀請我出任這個職位，我立刻接受了。除了原來研究室的工作，我一直對怎樣幫助更多的學生在校園找到歸屬感并享受校園生活的工作感興趣，我認為這非常重要。不過，當我接受萊文校長的任命時，我認為那只是一個短期職位，我可能很快回到研究工作中去。漸漸的，我認識到學校的管理工作不但有趣，而且關系到下一代，幾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于是我做了下來，直到現在。
B：你在出任MIT校長時發表的演說中表示，自己的責任是將MIT打造為“有心改造世界的學生的樂土”，你打算如何做？
H：我一直認為校園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大學教育其實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你在本科以及研究生時期在一個學校能夠學到什么，經歷了什么，是不是開心都與你的個人選擇有關。能夠進入MIT的學生無疑應該是全美最好的學生，因為他們必須在SAT考試中取得高分，我們通常只錄取前10%的學生。不過，分數不是唯一，我們還很注重學生真正希望的是什么，他們是否真的想來，他們是否真的抱有熱情，他們是否有上進心，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此外，在MIT各專業的本科教育中，除了專業課程，學生們還不得不完成我們設置的6門所謂必修課程，主要包括許多人文類的科目，因為我們希望學生可以全面發展，文理兼修，而不是那種只會埋頭算算術的人。
B：MIT
在中國也有一個人數龐大的校友會，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出現在美國一流大學。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學生給外界的印象是成績很好，但似乎很不活躍，沉默內向。作為校長，你有否與許多中國學生打過交道？他們現在進步一點了嗎？
H：我現在基本上已經不上課了，所以在課堂里近距離接觸學生的機會很少。很遺憾，我并沒有與我們自己學校的中國學生打過很多交道，也許對他們也不夠留意。
對于MIT來說，我們的學生基本上是來自世界各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他們在同一個校園里學習生活，我們希望盡量為他們創造好的環境。但剛才你提到的問題，我相信肯定是有的，我碰到許多海外學生剛入學時很不適應，甚至遇到了巨大的挑戰。他們發現這里的課堂氣氛更自由，更多的時候是你自己自主地選擇學習，而在課堂里，你必須表現得更積極一些等。既然你已經來到這里，我們當然希望你能夠盡快融入到新的校園生活中去，并且享受它。
B：你一直致力于把MIT打造成科研型大學，但你們還得進行一些比如本科生的基礎學科教育。作為一個世界頂級的科研機構，在基礎學科教育和最前沿的科研領域探索方面，你是怎么做到平衡的？
H：這是作為校長的另一個重要職責。從某種角度來講，學校的確是需要進行一些平衡。一方面，我們對于自己的教育質量始終不敢掉以輕心，我們的學生多數來自全美，還有世界各地最好的學生，而這些學生的成功也成就了我們的學校。
另一方面，作為學校的管理者，我們必須抱有長遠的眼光；尤其是在當今這樣的世界環境下，如果想始終保持國際一流水準，你必須具備國際一流的競爭力。這就意味著你必須不斷推動自己的科學研究領域內的工作，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項重大挑戰，尤其在過去兩年，經濟大環境對于美國所有大學都有影響，在資金支持短缺的情況下，我們重新調整了預算，但還是繼續維持原本對于各科研項目的高水平投入。
“獨立的最大挑戰是你必須負責自己的資金來源”
B：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MIT一直保持著一項傳統，那就是每任MIT校長都會兼任美國總統的“特別科技顧問”。這樣的傳統是否依然保留著？自上任以來，過去6
年，你給美國總統提過的最好的建議是什么？
H：的確，這樣的傳統還在延續。每一任MIT校長都會從事特別顧問的工作，但其實這并不是一個實際存在的頭銜，只不過是為政府科技發展方面的相關政策制定出一些主意。在這方面，我必須做到公正無私，不是站在學校的立場上，而是站在所有人的立場上給與意見。
過去6
年，我始終保持一個習慣：每個月必須去一次華盛頓，風雨無阻。而在2008年大選期間，我還為兩黨總統候選班底提供顧問工作。我記得，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都對清潔能源領域抱有很大的理想，這一點令我非常滿意。
我不想說自己到底對美國政府產生了怎么樣的影響。不過，最令我高興的事情是，我們大家都看到奧巴馬政府在鼓勵科研，尤其在綠色能源這一領域做出承諾并投入巨資。
B：談到大學的體制，最近有一則關于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先生的講話在中國引起很大的反響。他當時的大意是，只要保持當前的投入力度，中國在未來的20-30年里一定會出現世界頂尖級別大學。對此你怎么看？
H：老實說，我并不清楚萊文校長當時的情況。在這里，我想談一下我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想法。這次我到中國來，先后拜訪了上海和北京兩地包括交大、清華在內的幾所本地最好的大學，也會見了一些來自政府部門的官員。
我認為現在這里的氛圍非常好，我看到你們擁有一些最優秀并且具有自己獨立想法的學生，他們非常活躍；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本身在美國一流學術機構工作的中國學者、科學家選擇回到中國的校園擔任教學工作；此外，我也看到中國的政府部門對大學建設投入了很多，他們對于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熱情很令人鼓舞。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在2020年之前，中國能夠涌現出2至5所世界級別的大學并不是什么不切實際的目標。對此，我也很有信心。
B：你剛才談到，中國政府部門的承諾讓你對中國大學的未來很有信心。這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大學基本上都是公立的，政府對于大學的控制力比較大；而在美國，我們知道諸如MIT、哈佛等最好的大學都是私立的，相對而言都比較獨立。你認為獨立具有什么劣勢和優勢？
H：正如你所說，相比中國的大學，美國大學的獨立度較高。獨立有獨立的好處，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選擇不同的側重點來發展，相對比較自由。與此同時，為了保持頂尖，美國大學關于生源、師資以及各種資源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就像MIT，我們在自我增值方面始終是不遺余力的。
獨立的最大挑戰就是你必須負責自己的資金來源，尤其是遇到諸如金融危機時，就會出現壓力，所以，許多大學融資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學校要找資金，各個院系的教授也要為自己的項目找資金，所以教授之間因為項目資金而發生的競爭就比較激烈，在我們學校就是如此。除了競爭有限的學校撥款外，許多教授自己也必須找一些其他的辦法解決資金問題。
B：你們與政府的關系是怎么樣的？
H：作為校長，一個重要職責就是不斷游說政府加大對科研創新領域的投資力度。在美國的情況基本上是這樣的，政府只是對于一些基礎科學研究項目進行投資，如果要進行某一領域更前沿的研究，更多的時候就必須自己想辦法募集資金。這么做的好處就是因為政府只進行一些基礎的投資，所以很多前沿研究有了成果，所有的知識產權就歸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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