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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個城市正“走向世界”。
183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
在現代化、國際化道路上，中國城市有著史無前例的熱情與氣勢，卻其中也難免有因急于前行而顧此失彼者。
爭奪“故里”，為發展經濟；雷人口號，為一舉成名；“低三下四”，為招商引資??
回首十年，一波波造城潮風起云涌，圈地規劃不厭其宏大、地標建設不厭其豪華，一番大興土木、勞民傷財之后，有時卻陷入形象上不叫好、經濟上不叫座的尷尬。
發展中的城市如何防治“城市病”？
古人爭奪戰
對于歷史資源的爭奪，表象上是為了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實質上反映了政府官員在政績和GDP的雙重壓力下，既缺乏創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懶心態
5月29日，河南南陽30名小學生在臥龍崗前齊誦《出師表》，“示威”抗議新版電視劇《三國》將“諸葛亮躬耕地”設計為襄陽，現場還有人砸毀電視機并征集游客簽名，以示拒看新《三國》的決心。
一部電視劇引發故里之戰“連鎖反應”---河南永成、安陽和安徽州爭曹操；重慶奉節和四川彭山全民動員找劉備墓。
“一線大牌”古人瓜分得差不多后，不少二三線城市和小縣城紛紛爭當起“二三線”古人的“經紀人”。于是上演河北正定、臨城與四川元氏奪趙云，甘肅康樂、陜西米脂、山西忻市搶貂蟬，湖北嘉魚、河南商丘、湖南岳陽、浙江義烏，以及安徽潛山、廬江、南陵三縣爭“二喬”的場場好戲。
東南大學旅游研究所所長喻學才曾遭遇一件尷尬事：湖北蒲圻和黃州幾乎同時邀請他參加赤壁之戰的學術研討會。
黃州人在江邊打地基蓋房子，挖出幾塊燒焦的舢板，就興奮地說自己是正宗的赤壁古戰場。喻學才就問了：也可能是從上游漂下來的呢？
“真假美猴王”打到工商總局
最近的焦點名人是朱熹。
為賀朱熹880歲大壽，福建尤溪、建陽、武夷山和江西婺源四地合開了一份40億元的“壽禮”：其中包括投資4.16億元的尤溪朱熹故居景區二期工程等項目；投資11.2億元的建陽朱熹墓道神碑、朱熹祠堂、朱熹廣場、半畝方塘等；投資3億元的武夷山“理學圣地”游覽區、“鄒魯淵源”游覽區、朱子生活體驗區、宋朝風情一條街；而江西婺源婺女村旅游休閑度假區、朱子龍尾硯文化園、文公湖度假村等項目總投資達24.45億元。
“周作人曾說，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文化學者陳勇不無戲謔地指出，“如果地下有知，很多古人都會對這句話感同身受。”
類似例子在全國不勝枚舉，甚至連文學作品中的虛擬內容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納入文化“啃老”的資源目錄。福建說發現孫悟空墓，山東說考證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而山西婁煩縣則著手開發建設“花果山孫大圣故里風景區”。
正像真假美猴王廝打著去東海找觀音辨真偽一樣，一些城市的“名分”官司打到了國家工商總局。
去年8月，湖北安陸在央視4套投放城市宣傳片
“李白故里銀杏之鄉，湖北安陸歡迎您”；此后不久，四川江油理直氣壯地舉起“尚方寶劍”---國家工商總局注冊的39類(旅游類)商標“李白故里”，指稱安陸“侵權”，安陸的宣傳片因此遭央視停播。9月，安陸申請注冊了商標類別中第41類的“李白故里銀杏之鄉”商標；10月，江油一口氣申請注冊了幾十個類別的“李白故里”商標。
當江油聽說國家工商總局批復安陸用“李白故里”做旅游宣傳不構成侵權時，賭氣稱：“不排除將安陸和國家工商總局告上法庭的可能。”
“故里”商標搶注風似乎要刮起來了。湖北嘉魚稱當地乃“二喬”父親的結婚之地，亦是“二喬”姥姥家所在。然而就在嘉魚向工商總局商標局上報材料的同時，安徽潛山、浙江義烏均以最快速度分別向工商總局申請“二喬故里”商標。
記者在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商標查詢系統中輸入“故里”二字進行近似查詢，查到115個以故里命名的第39類旅游類商標，其中有黃帝、軒轅、倉頡，有老子、孟子、孫子、墨子，還有荷仙、哪吒、唐僧，四大美女的名號也已被搶注完畢。
而即便是觀音也有故里之爭---四川遂寧、河南平頂山和新疆昌吉市，均自稱“觀音故里”。
向古人要GDP
喻學才把名人故里之爭比作三國里的劉備必須攀祖宗當皇叔，否則名不正，言不順。
他認為，目前中國70%的縣市失去了通過工業致富的機遇，而城市之間交通格局的改善使越來越多的城市將旅游休閑作為本地的支柱產業，在“國民休閑”概念的支配下，靠文化營銷城市成為一種必然。而爭搶名人資源，建景點是各地政府對“旅游”的最初級沖動，也是最容易操作的營銷之道。對喻學才70%的縣市失去工業致富機遇之說，無法驗證，但其所說的一些現象是客觀存在的。
盤點一段時間內卷入故里之爭的地點，可以歸納出“大省小城”的特點---屢屢參與競爭、樂于曝光的多是地處文化大省但缺少知名度的小城市，如選秀一樣，它們要的就是借此“出位”。通過爭趙云故里的激烈對抗，河北臨城和正定果然一夜成名。
然而無論是提高知名度還是優化環境，最終動力都來自于經濟利益驅使。天津歷史學學會理事裴鈺就認為，故里之爭是區域經濟競爭的必然結果。他習慣用數據說話：“黃帝故里”之一的陜西黃陵縣在“十一五”期間，旅游業年均遞增27.2%，遠超過當地其他產業(工業年增7.7%，農業年增9.3%)。”
山西臨汾市堯都區靠著“帝堯故里”，其旅游門票收入已由開發前的每年7
萬元提高到現在的千萬元。
某網站曾發起調查：“你認為名人故里爭議事件層出不窮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答案中，“巨大的商業利益”位列第一。
各城市的旅游規劃真的“看上去很美”。
根據《南陽市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綱要》，該市計劃打造“臥龍崗文化旅游產業集聚區”，預計2012年，集聚區文化旅游綜合收入將達到4.15億元；2015年，將達到14.35億元。規劃期末，集聚區文化旅游產業從業人員將達到兩萬人，帶動社會就業8萬人。
但靠古人營銷城市并非沒有代價。湖北隨州“炎帝神農故里名勝風景區”、湖南株洲“全球華人炎帝文化景觀中心”項目，計劃分別投資4.4億元和100億元，而這兩個地級市2009年的財政收入分別是17.5億元和100.33億元，上述項目就要占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兩個項目分別占地3000畝和2970畝，對于人均耕地只有0.87、0.85畝的湖北、湖南省來說，這3000畝地，相當于3500多人的耕地面積。
“爭了故里，才好圈地砸錢。如此大的投入，占用這么多原本稀缺的土地資源，經過了哪些環節的論證，經過了哪些部門的審批，不得而知。”陳勇質疑。
從2003年到2008年，河北鞏義為了打造“杜甫故里”，強迫當地村民四次搬遷。有人慨嘆“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杜甫精神與這樣的城市如何匹配？
河南中牟的“官渡古戰場”景區，于1993年投資1680萬元建成，1999年景區收入為38981元，2000年跌到10616元，2004年后，門票收入每天不足30元，游客不到兩人。
2008年山東說要投資300億元在濟寧建“中華文化標志城”項目，遭108位全國政協委員簽名反對，甚至被公眾批判為“寧可300億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
“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
一個寂靜的山谷，一間始建時間相當于元代的修道院。登上油漆斑駁的樓梯，游客會發現一臺電視機孤零零地播著flash，講述13位修女饑荒年代在這里收容逃荒者的故事。這是一處英國“景點”。
“中國游客覺得不可思議。”剛探訪過該景點的喻學才說，因為中國人看多了“大投入生產出的大文化”。動輒數個億投入旅游文化項目，即使在一些貧困地區也不鮮見。河南鹿邑花2億為老子修明道宮和太清宮，安徽渦陽建一個老子騎青牛銅像就花了120萬。
對此，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吳祚來下定義為“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當代人有時想動用自己的財富與實力，
來打造場面宏大的古代文化價值。但人們看到的只是鋪張的建筑樣式，絕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價值理念。
喻學才也有類似體會：就像京劇只有“一桌二椅”，舞臺上東西越多，戲劇精神就越少，藝術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趕上舞臺呢？”他認為，重視傳統文化并不一定要把漢唐建筑都恢復起來，大興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勞民傷財的做法。
陜西作家陳忠實在談到西安時曾說：歷史不應該是這座城市發展的資本---有點可疑的資本。
中華文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擁而上爭奪名人故里，充分說明我們的文化創造力嚴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體現，實質上是文化自卑感的陰影。
跟中國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形成最直接對比的，是剛剛游到上海世博會的丹麥“小美人魚”，個頭兒不到1.8米，卻被丹麥乃至全世界視作瑰寶。
官員在政績壓力下的“偷懶心態”
喻學才曾經為浙江某個國家級風景區做規劃，并根據景區特色作了宣傳主題曲。送給當地政府審閱時，正趕上主管官員從美國拉斯維加斯考察回來。“可以用拉斯維加斯的曲調嘛！”一句話搞得喻學才哭笑不得。根據他的觀察，照著西方的葫蘆在中國畫個瓢，似乎是不少地方官員在規劃和設計城市形象時普遍選取的“捷徑”。
所以他樂觀地相信，一輪輪名人故里爭奪戰或多或少會有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但不可回避的事實是，爭名分、攀祖宗的古人經濟和文化鋪張背后，不可或缺的仍然是領導意志。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殷墟考古隊隊長唐際根認為，地方政府參與名人故里之爭，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過對遺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優化當地環境。而這三個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績考核的指標。
對于歷史資源的爭奪，表象上是為了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但實質上反映了政府官員在政績和GDP的雙重壓力下，既缺乏創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懶心態。裴鈺認為，破除“懶政思維”迫在眉睫。
那么，城市旅游規劃到底要向傳統學什么？
“首先是多讀書，現在的不少地方官員學歷不低而文化不高。”一位參與多個城市旅游規劃的文化學者如此評價。白居易營造廬山草堂，蘇東坡經營杭州西湖，柳宗元設計萬石亭，這些“開發者”本身就有著極高的文化素養和鑒賞水平。
當然，古人做這些設計開發，只圖風雅美名，并不關心投資效益，現在搞歷史資源開發必須充分考慮市場需求。喻學才說，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領導者更精準地確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
旅游開發的同時不能忽視遺產保護。瑞典歷史學教授巴克特曼說，歐洲爭名人故里的風氣也很嚴重。瑞典有38個地方掛著“諾貝爾故居”、“諾貝爾小屋”、“諾貝爾學堂”等招牌；法國巴黎有三處巴黎公社社員墻；在德國，歌德有兩個故鄉，馬克思有三個。
同樣是為了吸引游客，但與中國不同的是，他們爭的不是這些大師的故里何在，而是競爭誰對他們的遺跡保存得多、保護得好。而且，他們也不會動用納稅人的巨額款項率意而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仿古建筑。
清代，襄陽和南陽就為諸葛亮出生地爭得面紅耳赤。時任南陽知府的顧嘉衡以一副對聯勸勉雙方：“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面對古代官員的如此襟懷，今天那些為政績搞故里之爭，為此不惜拿小學生當道具的領導難道不感羞愧？”陳勇說。
江油執拗地喊出“絕不分享李白故里”，讓喻學才感到無奈。他說，“黃州赤壁”特色在蘇軾的二賦一詞，即“文”；而“蒲圻赤壁”則以《三國演義》中傳說故事為特色，即“武”。“一文一武，聯網推銷，來個雙贏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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