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備受爭議的信用評級機構成為漏網之魚，由于發展階段不同，我國不宜跟風歐美金融改革
經過一年多的政治博弈，美國眾議院6月30日最終通過了最后版本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該法案朝著最終成為法律的目標邁進了關鍵一步。該法案還需得到參議院的最終批準并送交總統簽字方能生效成為法律。
據觀察，經過兩黨之爭下的妥協版本法案仍存在不少監管盲點，尤其是對近來備受爭議的信用評級機構經營模式未形成有效監管。
隨著歐美金融監管的加強，其金融市場的壁壘也將增強，國際資本有可能進入金融監管門檻較低的新興市場國家，以形成“監管套利”。我國是否也應借機加強金融監管改革呢？專家表示，由于我國和歐美的金融水平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經營模式、面臨的問題和監管目標等都不同，不可盲目效仿。
時間 里程碑式法案月內或通過
經過激烈的爭辯，眾議院6月30日以237票贊成、192票反對通過了這一歷史性法案，彰顯出黨派之爭的緊張性。最終，19名民主黨人與大多數共和黨表示反對，而三名共和黨人也加入到民主黨成員行列支持這項加強聯邦監管并對美國大型銀行進行嚴格控制的議案。去年該議案剛剛出臺時，眾議院中沒有共和黨人支持這項議案。
根據法案，美國金融監管體系將被全面重塑。法案還尋求破解金融企業“大到不能倒”的難題，并試圖遏制金融機構過度投機行為。
美國政府還將對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銀行和資產超過100億美元的對沖基金征收特別稅，預計未來10年可收稅190億美元。此外，美國還將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部門，全面加強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該法案還需得到參議院的最終批準并送交總統簽字方能生效成為法律。但基于一些共和黨參議員持反對態度，奧巴馬政府原先期望在7月4日美國“獨立日”前完成所有相關立法程序的愿望可能會落空。但一些議員預計，該法案可望在7月晚些時候最終成為法律，并可能是11月中期選舉前最后一項重大議案。
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此前一再敦促國會通過這一“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他指出，這一改革將使華爾街自負其責，并避免金融危機重演。他表示，最終版本的金融監管法案90%的內容與他原先的主張一致。
眾院多數黨即民主黨領袖斯滕尼·霍耶說：“我國從此不會再因華爾街貪婪而承受這樣慘重的損失。”
盲點 評級機構成漏網之魚
備受爭議的信用評級機構成為新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的漏網之魚，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信用評級機構成為此次金融監管新規下的盲點。
新法案完整地保留了華爾街評級機構受到譴責的運行模式：債券發行機構向評級機構付費給金融產品定級，這種模式被認為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即評級機構為保證業務量可能會提高其客戶的產品信用評級。
新法案明確，將用兩年時間研究信用評級機構如何做出經營模式調整，但分析人士認為這不足以改變現行信用評級界巨頭們的運營方式。Salient Partners投資公司常務董事希爾曼說：“對評級機構來說，這項調查和最終結果不會產生重大影響。”高盛集團本周的分析報告認為，金融改革法案對信用評級機構的影響是有限的，某些方面甚至是正面的，市場也反映了該結論。上周五當最終版法案出爐時，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公司的股價曾瘋漲了6%，不過隨后受大市影響而下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信用評級機構巨頭標準普爾剛剛將穆迪的短期A-1信貸評級放入“負面觀察”之列。標普此舉所持的理由，是美國金融改革法案下，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評級機構的經營風險增加，未來將面對邊際利潤下降及成本上升，當中包括經營成本以及訴訟費用的支出。
據悉，在新規下，若投資者有足夠理由及證據指證評級機構在評級上出現問題，例如評級時使用的方法、所得到的資料是否信得過，有沒有得到獨立第三者認證等。
另外，為獲得法案順利通過，多項核心限制條款被寬松化處理，如銀行稅和銀行業投資方面，即使日后該法案獲得通過，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效力也將打折。
據知情人士6月30日透露，美國白宮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主席、美聯儲前主席沃克爾對最終版本的“沃克爾規則”感到失望。“沃克爾規則”原本將禁止銀行運營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對沖基金，旨在限制銀行業的冒險活動。但在美國國會有關金融改革法案最后時刻的談判中，民主黨議員為了贏得共和黨的支持而作出了妥協，允許銀行在此類基金中進行不超過資本總額3%的投資活動。知情人士稱，沃克爾沒有料到這項規則會遭到如此嚴重的削弱，并表示能讓沃克爾感到滿意的措辭是，禁止銀行利用其自身資本在上述基金中進行交易活動。
同樣是為爭取到足夠票數令金融改革法案得以通過，民主黨議員已將有爭議的銀行稅從最終定稿中刪除。
理性 我國不宜跟風
巴克萊資本分析師吉爾布6月30日發表客戶報告稱，如果金融市場改革法案當前版本得以通過，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總規模620億美元的衍生品合約可能將被迫追加價值60億美元至80億美元的保證金。
歐美近期對金融監管的落實迫近，會對各大投資機構的經營活動進行不同程度的打壓和束縛。郭田勇認為，歐美加強金融監管的背景下，國際資本存在向監管門檻較低的新興市場國家流入的可能性，有利用“監管套利”的可能，值得密切關注。他還說，歐美國家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遠超過像我國一樣的新興市場國家，發展程度高伴隨著高風險的金融產品和行為，所以監管的力度也要匹配才行。對于我國尚不發達的金融行業，無需跟風歐美的“金融改革”。
美國金融監管改革要求從過度的金融創新回歸銀行業基本規律，通過“去杠桿化”和加強金融監管來重新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需求的協調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美國開始轉向我國金融監管者正在堅持的大部分原則。
浙江銀監局局長楊小蘋指出，考慮到我國金融業發展階段與美國相比有很大差距，我們對于美國的改革方向需理性看待。
她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金融監管的關鍵在于根據國內信用基礎和市場發展水平、風險狀況審慎確定，對于目前國內衍生品市場還是應堅持鼓勵創新、激勵相容為主。
“金融改革不宜盲從，美國的改革模式未必是中國需要的，穩妥才是硬道理。中美金融體系總體框架、市場成熟度、信用基礎差異都比較大，與美國高度投機的成熟市場不同，目前我國金融結構、金融資源分布相對仍較滯后，衍生品市場發展尚不成熟。”
楊小蘋說，我國亟須建立健全系統性風險監控體系，即建立新的金融風險指標體系，把金融風險的傳染性納入監控范圍。事實上，中國銀監會自去年以來就著重強調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有機結合，關注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關注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整體杠桿率和風險偏好的走向，加強對監管對象，特別是眾多同質同類中小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提示，幫助市場主體及時發現可能傷及商業模式的系統性風險，確保金融體系的核心能夠經得起考驗。
楊小蘋提出，當前我國有必要加快完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我國盡管有金融法律規定金融機構自我經營、自我約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但市場退出機制尚不完善。國內幾家大型銀行仍占據銀行體系主體，因此若爆發危機，同樣存在“大到不能倒”的問題，著眼于長遠考慮，應學習美國處理金融機構破產的經驗，加快完善目前已進入立法程序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破產條例，通過進一步明確政府干預的合理界限，明確政策預期以減少市場不確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