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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易斯拐點”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于1954年首先提出來的。在他看來，傳統的農業國家轉型為現代工業化國家，也即“二元經濟”轉變為“一元經濟”，必將經歷兩個發展過程，這之后該國經濟將到達“劉易斯拐點”。
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變的過程中，隨著農業部門富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越來越少，以至最終轉移完畢，勞動力也從過剩到達短缺的轉折點。但是，這個轉折點不是一個確切的時點或者年份，而是一個時間段，或者說是一個時間區間。
判斷一國或一個經濟體是否到達“劉易斯拐點”主要依據如下三個指標：一是勞動力供求相對規模是否改變；二是勞動者工資是否發生顯著變化；三是城市化比例是否達到一定水平，也即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是否已經轉移到城鎮等。
“二元經濟”發展必經兩個階段
劉易斯在其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創建“二元經濟”發展理論。他認為，從“二元經濟”發展到“一元經濟”，必然經歷以下兩個發展階段。
第一，從純粹的農業國家向工業化國家過渡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單一的農業經濟逐漸演變成為一個由傳統的農業部門與現代化工業部門同時并存的“二元經濟”。在這種“二元經濟”結構下，國民經濟的發展首先表現為，工業部門相對于傳統農業部門的迅速發展和擴張，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大量轉移；這種轉移不僅為工業部門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還提高了勞動力本身的生產率和農業部門的生產率。這不但能夠有力地推動全社會的經濟增長，還能夠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來自世界銀行的實證分析表明，在中國，勞動人口從報酬遞減的農業部門轉移到報酬遞增的工業部門，使得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0倍左右。在過去的30多年時間里，正是這種勞動力轉移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創造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奇跡。
第二，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型階段。隨著農村剩余勞動人口的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剩余人口進一步增加，這些剩余勞動力會繼續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工業部門也會因此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一循環往復將一直持續到，把沉淀在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完畢，至最終出現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為止。
隨著“二元經濟”的完全消解，農業部門也開始進入現代化發展階段，直到它的生產率與工業部門的生產率最終接近，經濟進入一元狀態，“劉易斯拐點”也隨之到來。
日臺韓等國家和地區經歷“劉易斯拐點”簡況
一般研究認為，日本、臺灣、韓國經濟相繼于上世紀60年代、60年代后半期至上世紀70年代初、80年代出現劉易斯拐點。
日本：
1960-1961年間，日本勞動力的供求關系發生了逆轉，供求關系的變化加速了工資的上漲。日本產業總體工資上升率1955-1960年間平均為5.6%，1960-1965年間則達10.4%。從1955年至1965年，日本產業總體工資幾乎翻了一番。在城市化方面，日本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約為63%。
1959年日本推出最低工資法；1960年開始推行全覆蓋式的社會保障政策，實現全民醫療保險和全民年金保障；為扶持弱勢企業設立農業基本法和中小企業基本法；1963年，日本政府發表《關于產業結構的長期展望》，推出以重化工業為發展方向的產業調整政策；企業逐漸開始實行年功序列制，以防止熟練工人的跳槽，并于1970年開始推行職業訓練基本計劃。
臺灣：
在1967年之前，臺灣企業的招聘人數小于勞動者的應聘人數；此后，這一現象發生逆轉，全社會出現招聘人數超過應聘人數。臺灣經濟也由此從勞動力供給過剩開始轉為供不應求。在工資方面，在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之前，臺灣農業部門日雇傭勞動者的工資基本保持平穩的上升態勢；之后，農業部門日雇傭勞動者的工資上升速度開始加快。此時，臺灣的城市化率約為62%。
面對勞動力相對不足的局面，臺灣當局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推行技術創新政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加大對外，尤其是對大陸的投資力度；治理通貨膨脹；提高人口素質，以質量代替數量。
韓國：
上世紀80年代初，韓國開始出現勞動力相對短缺的局面。與此相對應，自1982年后，韓國制造業工資開始出現大幅增長。特別是在1986年-1990年的5年間，其制造業工資平均年增長率高達21%。在城市化方面，韓國在1980年的城鎮人口比例約為57%，之后迅速超過60%。
上世紀80年代，韓國政府針對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及國內經濟變動的新形勢，提出“穩定、效率、均衡”的發展方針，力求在結構調整中求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韓國政府將“科技立國”方針作為重點。在1981年-1987年的全斗煥任總統時期，韓國進入工業化成熟期，在1985年之后開始逐步推行此前已經進行立法的全民醫療保險、國民年金和最低工資制等三項措施，注重社會保障體系的全面建設。
“人口紅利”促進工業化迅速發展
很顯然，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以前，處在“二元經濟”結構下的發展中國家通常都有機會獲得低成本發展工業化的“人口紅利”。
這里所指的“人口紅利”是，人口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時，整個社會的生產率得以提高，但是因為有存量的失業人口，也即來自農村的過剩人口，大規模地參與就業競爭，使得社會工資率長期處于較低水平。這種狀況會產生如下兩大效應：第一，由于工資率低于生產率，能夠為工業投資帶來超額收益，從而構成不斷投資的長期激勵；第二，由于城市務工的收入高于鄉村務農的收入，從而激勵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工業部門。在這兩個效應的共同作用下，工業部門就會不斷擴張，就業機會迅速增加，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將沿著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迅跑。
由此可見，只要農業與工業部門之間的生產率存在差距，就一定存在農村剩余人口不斷流向城市的工業部門，以及由此對工業部門投資產生的不斷激勵。
值得提醒的是，第一，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維持穩定的工資水平，是獲取“人口紅利”的基本條件。第二，在農村過剩勞動人口消失之前，借助政府干預提高工資水平雖對農村剩余勞動流向城市產生激勵，但卻會對城市工業投資產生負激勵，因為伴隨工資水平的提高而來的必然是投資收益的下降。而隨著城市工業部門投資下降，其吸收農村剩余勞動的能力也趨于下降，政府旨在提高工資水平的努力將因此而遭遇失敗。除此之外，城市工業部門在工資上漲壓力下還會選擇投資于那些用工少的行業，如此，即使經濟增長了，也不會對縮小城鄉差距，最終完成向一元經濟的轉型產生積極作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大部分“二元經濟”的國家里，原本就不具備工業投資結構性調整，即產業升級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充足的資本、人才和技術要素的充分供給等。
另外，產業升級除了要看產業是否進入衰退或創新發展階段之外，還要看是否具有國際國內環境，國內外的有效需求才是拉動產業升級的原因和真正動力。也即，產業升級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
根據國際經驗，“人口紅利”還與人口增長相關。這是因為，在工業化早期，隨著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上升，人們基于收入增長的預期就會增加人口生育，同時，飲食和醫療條件的改善，還使得死亡率下降，死亡與出生率的失衡使人口得以增長。以歐洲為例，在劉易斯發展模式的第一階段，歐洲人口幾乎翻了一番；進入第二階段，人口增加了近3倍。也就是說，在工業化早期，經濟增長帶來的是人口增長的激勵；由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故不會發生工資大幅上漲的預期。其結果是經濟增長動力強勁，資本積累增大，工業化進程加速，國家競爭力提升。
中國經濟怎樣面對老齡化現實
結合中國現實，不難發現，與經歷過以上發展過程的發達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實現劉易斯式發展的條件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變化是：第一，世界市場已經趨于飽和，除了少數發達工業化國家可以通過技術競爭來擴大市場份額外，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絕大部分國家只能參與成本競爭，這種競爭格局限制了工資長期增長的可能性；第二，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了中國人口增長率的大幅下降。
這兩個變化對中國“二元經濟”下的增長帶來了極大影響：前一變化使中國工資上升空間受到嚴重壓制；后一變化則導致強烈的工資上漲預期。正是現實工資不可變，及預期工資趨于上漲的矛盾，使得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然而，僅從目前中國農村還有多少剩余勞動人口這一個角度看，便知中國尚未到達“劉易斯拐點”。
從統計數據看，美國有3億多人口，從事農業的人口僅為800多萬，依靠30多萬個農場，經營占世界耕地總面積22%的耕地。中國耕地只占世界耕地面積的7%左右，農村人口卻占到總人口的50%以上，目前大致還有4億多人口從事傳統的小農式生產勞動，以至中國農業生產率還不到美國的1%。
準確地講，中國今天所面臨的不是“劉易斯拐點”，而是人口的“老齡化”。“老齡化”意味著中國農村剩余勞動的供給已不可能跨代際延續，因人口增長率下降，以后各代勞動供給會趨于下降。當政府的政策不能以最快速度把當期農村剩余勞動盡快轉移到城市工業部門，那么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將因年齡老化而沉淀在鄉村，從而導致“二元經濟”的僵化。
在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老齡化”沖擊的情況下，建議采取如下政策：
第一，基于中國農村剩余勞動數量依然極其巨大，經濟增長中的“劉易斯拐點”遠未到達的事實，政策上應繼續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
第二，基于中國人口老齡化到來的事實，中國應以盡可能短的時間完成當期農村剩余勞動向城市工業部門的最終轉移；
第三，基于中國是主要依靠低成本參與國際競爭的國家，靠行政手段提高工資成本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第四，基于工資成本控制會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市工業部門的激勵，政府應盡快對進城務工人員給予必要補貼；
第五，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激勵自愿進城務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