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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近日發布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報告——《從需求管理到供給管理》。此書作者之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教授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將發生深刻變化，調控重心需要由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
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側重點不同
經濟參考報：為什么要給此書定名為“從需求管理到供給管理”？
劉偉：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許多宏觀經濟政策，都即有需求管理的屬性，又有供給管理的功能。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側重點仍然是不同的。
近些年來，尤其是“十一五”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對需求管理的應用力度在不斷加大，全球金融危機以后，需求管理也是我們應對危機的主要手段。需求管理更多地屬于一種短期管理，是宏觀調控的必備手段。但也應該看到，在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結構失衡，僅僅依靠各種短期需求政策是不可能解決的，還必須運用價格政策、稅收政策、匯率政策、法律政策及行政手段等，從生產領域不斷地、長期地對各種經濟關系和經濟結構加以調節和改善。這就是我們書中強調的供給管理。
中國面臨一系列結構性失衡的矛盾
經濟參考報：在您看來，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劉偉：2010年特別是下半年，中國面臨的總量失衡最主要的威脅是“滯脹”可能性上升。但是更重要的是，結構失衡可能加深。
首先，中國的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水平。中國工業化進程已到中后期，而城市化率只有45%略多，若考慮到這45%中還包括在城鎮從業和居住半年以上的農民工，事實上他們的生活方式、社會保障等遠未城市化，那么，真實城市化率更低，與當代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相比差距極大，這也是中國服務業比重相對低，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其次，中國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比重和水平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十一五”規劃要求到2010年把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從2005年的40.3%提高到43.3%，平均每年增加0.6個百分點，但到2008年不僅未升反而下降至40.1%。預計到2010年末這一比重也只能達到41%左右，比“十一五”規劃預定目標低2個百分點。這種結構落差嚴重抑制了就業增長，抑制了消費擴張從而抵制經濟增長。
其三，投資增長與消費增長失衡，消費需求增長相對落后。據測算，在中國現階段，固定資產投資率增長率超過30%以后，固定資產投資若繼續增長，對消費需求增長在短期里將會直接形成負面影響，即會直接導致消費需求的負增長。這就要求擴大內需的政策重點轉向刺激消費，否則擴大內需的政策效應將受到侵蝕。
其四，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國民經濟增長。在收入分配的總結構中，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居民收入三者之間，長期以來財政收入增速最快，使得政府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現已達到20%以上。其次是企業收入。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遲緩，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998年的68%左右降至2008年的58%左右。事實上只有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消費，這就不能不嚴重限制內需的擴大，特別是限制消費需求的擴張。不僅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而且居民收入內部的差距在擴大。包括城鄉差距擴大和各階層收入差距擴大。收入差距擴大不僅影響公平目標也影響效率目標，突出的在于影響消費需求的擴張，使全社會消費傾向降低(越是高收入者消費占收入比重越低)，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克服和緩解上述總量和結構性失衡，將構成2010年甚至更長時期里宏觀調控，即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保民生的基本任務。
供給管理中最重要的目標是技術創新
經濟參考報：您提出今年調控應重點在供給管理，具體有什么建議？
劉偉：就總需求而言，沒有理由在2010年率先退出擴張性政策軌道，因為中國經濟增長雖然止跌回升，但構成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仍然存在，所以擴張性的總量政策方向，至少在2010年上半年不能改變。但在保持擴張性政策的同時，應當從強調需求管理向同時強調供給管理轉變。
就供給管理來講，包括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尤其是在創新支持下，透過市場緩解產能過剩，使產能過剩能逐漸壓到20%以下的正常水準，提高在技術創新基礎上的增大重復投資的技術門檻，從而完善市場體制，提高競爭性，以形成淘汰機制。
中國已列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同時又推出多項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現著這種產業政策追求；推出區域發展政策，使區域差異不僅成為各地區的特點和比較優勢，而且成為整個國民經濟能夠更持久地高速增長的重要條件，中國近年批準的12個地方發展國家級戰略，正是新的區域政策的重要內容。當然供給管理中最重要的目標是技術創新政策。為有效地實現擴張型需求政策，供給管理目標必須在強調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需求效應的同時，注重其供給效應，把政策的著力點轉向既注重擴大需求，又注重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提高企業效率和勞動者的生產率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