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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信用評級與金融安全·高端訪談
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完全平息，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再度顯現。財政部部長助理近期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金融班學習，結合課程，理論聯系實際撰寫了“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必須改革”的報告。《經濟參考報》記者就此采訪了朱光耀。
“國際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都與現行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密不可分。”朱光耀說，“推進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改革，構建一個客觀公正、科學合理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已經成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當務之急。”
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信用評級機構推波助瀾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從點到面、從局部到整體不斷深化與升級，牽動著全球金融市場敏感的神經。而這只是主權債務風險冰山一角。”朱光耀告訴記者，據經合組織(OECD)統計，2007年至2009年底，OECD成員國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率上升了7%，平均赤字率高于8%；債務余額占GDP的比率超過100%，提高了約25%。其中美國2010財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將達到12.5%，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達到93.6%，創二戰以來最高水平。日本2010年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約為200%，凈債務占GDP比例將達到104.6%，首次突破100%，成為財政狀況最糟糕的工業化國家。
分析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朱光耀說：“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普遍實施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措施，這使得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負擔快速增長；而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因難以形成客觀公正、科學合理的信用評級，助長了全球信用資源嚴重錯配和信用風險過度積累，加劇了金融市場動蕩，甚至引發危機。”
朱光耀說，“國際金融危機轉化為主權債務危機，實際上是在國際金融危機救助過程中，用政府信用替代銀行信用、銀行去杠桿化與公共部門杠桿化的必然結果。”
信用評級機構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朱光耀告訴記者，這是因為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主要經濟體，長期以來把信用評級納入金融監管的基準，從而導致國際資本市場對信用評級的嚴重依賴。
他說：“評級機構本該依靠自身的公信力來獲得市場信任，但由于金融監管者將信用評級嵌入監管政策中，這意味著監管者允許被監管者依賴信用評級而不是自身對潛在風險評估來進行投資決策。這實際上相當于政府為信用機構的評級結果提供背書。金融監管機構廣泛運用評級結果作為監管依據，強化并擴大了信用評級的權威性。”
作為國際評級機構，判斷一個主權外債信用級別的標準應該是該國是否具有按期償還到期外債本息的能力，這是全世界公認的標準，也是穆迪、標準普爾、惠譽三大評級公司口頭上再三強調的標準。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資本市場一體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本應該通過獨立的、專業化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活動，減少信息不對稱，提高市場效率。
“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朱光耀說，“現行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以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指導思想，丟棄了客觀公正的基本原則，這不僅扭曲了國際信用資源的配置，而且嚴重掩蓋了主權債務風險的真實情況，導致主權債務不斷積累，直至泛濫。”
信用評級“屁股決定腦袋”，評級機構實為“利益工具”
“由于當前沒有一個超主權的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惠譽三大評級機構與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和深受其影響的國際金融組織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利益關系，實際上已成為主要發達國家利益的捍衛者。”朱光耀說，“他們憑借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強大話語權，通過發布主權信用評級維護發達國家利益，影響別國內政。”
朱光耀舉例說，在上世紀末東亞金融危機期間，韓國政府請求三大評級機構暫不調低其主權信用評級，并表示將有能力控制局勢。但三大評級機構以保護投資者利益為由，迅速調低韓國主權評級，特別是穆迪公司連續下調11個級別，使韓國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大量企業破產，金融市場被迫全面開放，許多韓國金融機構被美資企業收購。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為應對危機和刺激經濟，美國總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達83.4%，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達10%，其償債能力和信用風險不言而喻，但三大評級機構并沒有調低美國主權評級。
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外匯儲備占GDP比例高達46.61%，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為2.8%，總債務余額占GDP比例為18%，這些指標充分表明中國的償債能力遠遠好于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但三大評級機構給中國主權外債信用評級卻是“A1”和“A+”級，遠低于西方工業化國家的評級。朱光耀說：“國際評級機構明顯低估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進而壓低了所有同中國有關的金融機構和企業的信用級別。”
朱光耀由此指出現行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在主權評級方面存在的六大缺陷：一是以西方的民主、自由觀念和政治體制作為統領主權信用評級標準的核心；二是將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作為關鍵評價指標；三是將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和國際貨幣作為獲得AAA評級的必要條件；四是主要關注銀行業風險水平，并將銀行業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對外開放程度作為主要判斷依據；五是評級機構經常使用一些國際機構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指數作為評級依據；六是以人均GDP排序作為國家信用評級的基礎，卻忽視了影響國家信用的許多關鍵因素。
“歸根結底，當前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從西方發達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出發設計評級標準。”朱光耀指出，“他們在評級立場上把西方作為標桿，嚴重損害信用評級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使其成為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工具。”
加大國際金融改革，重塑國際信用評級體系
據朱光耀介紹，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道德”和“標準”上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已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及當前主權債務危機中暴露無遺。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信用評級體系的缺陷，在G20倫敦金融峰會《加強金融系統》宣言中，明確提出擴大金融監管的范圍，將信用評級機構涵蓋其中。同時，美歐在技術層面也在加快信用監管改革步伐，比如，美國眾議院通過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歐盟也開始制定并實施新的《信用評級機構法規》。
“然而，由于涉及國家資本市場的重大話語權問題，特別是涉及到發達國家的核心利益，因此國際評級體系改革進展緩慢，甚至步履艱難。”朱光耀告訴記者，主要障礙有三點：
首先，利益集團和意識形態上存在嚴重障礙。由主要發達國家壟斷的信用評級機構以其國家利益為重、戴著傳統意識形態的眼鏡看世界；三大評級機構深知國際評級話語權的重要性，決不會輕易拱手讓出信用評級權。
其次，信用評級機構作為資本市場的參與方，利益沖突在所難免。一方面，在當前“發行人付費”模式下，評級公司在利益驅使下很難超脫于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角色，很難保持公正；另一方面，信用評級是對被評對象未來償債能力的預測，這不僅受制于評級機構的真誠度，而且也受制于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這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造成評級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
其三，改革在客觀上也存在著技術瓶頸。信用評級是評級機構利用歷史數據(或基礎數據)，基于某些假設，通過模型計算，最終對受評主體未來的償債情況進行評估并給出信用等級。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改革必然涉及評級理論、技術、評級收費模式和監管模式等層面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別是在監管上如何構建一個超主權監管機構，這將是一個漫長的、多方博弈的過程。
“不管存在多大阻力、多少障礙，國際信用評級體系都必須改革。”朱光耀強調說，“在當前國際評級市場改革障礙重重的情勢下，我國對評級體系的改革要先從國內入手，目標是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信用評級體系，這是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也是捍衛金融主權、保障經濟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石。”
針對當前我國信用評級市場基本被外資控制的現狀，朱光耀建議，要盡快制定中國信用評級體系的發展規劃，制定有利于自主評級機構發展的政策；要建立一個權威的信用評級監管機構，提升信用評級監管地位，對評級體系實施專業化管理；要通過“雙評級制度”，支持自主評級機構掌控國內評級話語權；要鼓勵和支持中國自主的評級機構“走出去”，爭取國際評級市場話語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