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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開發延續11年了，現在卻出現了產業結構逆向調整問題。就好像當初遼寧阜新，資源型城市礦產枯竭了要轉型，結果讓工人去種田養豬，這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凱，長期從事有關西部地區發展的相關調查與研究。他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指出了當前西部大開發面臨的這一突出癥候。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兩方面建議：一是深化完善西部大開發的稅收政策，給企業減稅要加大力度；二是健全西部資源與生態補償機制，進一步理順資源價格。
西部陷入“逆向困境”
《經濟參考報》：為什么西部地區會出現這種“逆向”的產業格局？
魏后凱：現在的西部地區產業總體來說還是低層次的，我們在通過調研及配合一系列的數據分析后認為，西部產業發展目前還是依靠資源類投資拉動為主，采掘和原料加工業比重較大，產業鏈條短，加工深度和綜合利用率低，例如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看到的陜北、鄂爾多斯等地，這有點類似于中部地區的山西。
有一組數據可以說明這一問題。2007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西部地區采掘和原料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達到了55.7%，比2000年提高了10.75個百分點。比東部地區要高出25.14個百分點。而西部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卻比2000年下降了3個百分點，比東部地區低了7.8個百分點。
這種格局顯然是不合理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都在不斷地升級。總體來看應該是由一產到二產再到三產的過程；而從工業內部來看，也應該是產業加工的深度不斷地提高，加工工業的比重和技術含量逐步增加。但現在我們主要是靠資源性產業來支撐發展，再加上一些價格因素，采掘和原料工業的比重提高，而且還很快。這顯然與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不相吻合。典型的例子，比如遼寧資源型城市轉型時，阜新的工人下崗后去務農，這種逆向的調整是不可持續的。造成這種格局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接續產業，而接續加工產業的發展又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約，即產業的不配套、物流成本高以及投資環境欠佳。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當前應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才能有效解決這種尷尬的格局？
魏后凱：首先，我們需要做的是進一步完善產業發展的相關配套體系。而這其中又包括了基礎設施配套、生產配套、生活配套、創業環境配套4個方面。其次是要降低物流的成本、改善投資環境。西部地區由于遠離沿海港口和主要消費中心，加上生產服務業發展滯后，導致物流成本偏高，嚴重影響了民間資本的進入和企業的發展。要降低物流成本光憑地方一己之力是很難實現的，需要相關補貼的支持。在西部地區，工業平均稅負較高，這就需要我們能夠給予相應的優惠措施，包括建立內陸保稅港區等，這方面重慶和西安已經開始有所嘗試了。
第一招：減稅
《經濟參考報》：您為什么說西部地區稅收成本高？
魏后凱：這有個例子，最近有一項針對廣西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廣西公司在名義所得稅稅率顯著低于非廣西公司的情況下，實際的所得稅稅負水平卻顯著高于非廣西公司。其實這就說明了，廣西上市公司在享受西部大開發的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上存在“口惠而實不至”的現象。
另外，有一組數據也是明顯的例證。2008年，西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稅收總額占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為7.1%，在四大區域中最高，分別比全國和東部地區平均水平高2.3和3.1個百分點。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一是我國實際利用外商投資和出口，高度集中在東部地區，而國家對外資企業和出口給予了較多的稅收優惠措施；二是西部地區煙、酒、能源、資源性產品等高稅行業所占比重較大；三是各地稅收征管力度的差異。東部地區由于有著充足的財政來源，往往有能力取消一些行政性收費，同時實行“放水養魚”政策，加大稅收優惠的力度；而西部地區則由于財政的緊張對企業進行優惠幅度較小。稅收征管比較嚴格，各種行政收費較多，有的甚至存在收過頭稅的現象。
要改善這種狀況，我認為一方面應當繼續加大稅收支持力度，降低稅率，實行直接優惠與間接優惠并舉。2010年即將到期的稅收優惠政策應再延續10至20年；另一方面，還應當加快資源價格改革。
《經濟參考報》：為什么您要求減稅而不是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魏后凱：中央財政近年來通過稅收減免優惠有力地支持了西部大開發。總的來說有這幾方面的效果。一是減輕了西部企業的負擔。有一組統計數據，2001年到2008年，西部地區享受西部大開發減免所得稅約1892億元；二是，優惠措施增強了企業發展的能力。減稅后，企業就能將這部分費用用于擴大再生產；三是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另外，它還推動了西部地區的招商引資。
減免稅收和轉移支付哪個效果更好，我覺得這不是“要誰不要誰”的問題，兩種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通過減免稅收，可以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的自我發展能力，促進企業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最終有效地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而轉移支付政策是不一樣的。我們通常所說的廣義的轉移支付，主要包括了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和一般性轉移支付。這部分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量呈逐年增加的態勢，2005年達7330億元，是1994年的14.7倍。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達到了約1120億元，它對于平衡地方財力，支持西部地區公共基礎設施均等發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我認為，未來這部分轉移支付需要進一步加大。
從狹義上來說，轉移支付的確是縮小了地區差異。但從廣義來說，轉移支付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廣義上，我們的轉移支付很大一塊是稅收返還，而且這部分比重很高。就我們研究的結果來看，前些年包括稅收返還在內的廣義的轉移支付，非但沒有有效縮小地區差異，反而是將地區差異進一步擴大化了。
究其原因，我們認為有三方面因素。一是稅收返還是以1994年為基數，這種現行的稅收返還制度與各省區市的經濟實力掛鉤，維護了沿海發達省份的既得利益；二是，一般性轉移支付的總量規模仍然較小，2005年只有1120億元，只占中央財政收入的6.8%，占財力性轉移支付的29%；三是，現行中央財政政策轉移支付采取“撒胡椒面”的辦法，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目前有20多個省份享受一般性轉移支付。
其實，除了稅收和轉移支付外，還有金融政策、產業政策等相關措施，這是一個政策體系，需要的是相互的配合與協調。
第二招：提價
《經濟參考報》：除了減稅，要切實加快西部經濟發展，還應該做些什么？
魏后凱：還要加快推進資源價格的改革。這些年來，西部地區資源價格的不斷上漲使得西部的資源性企業受益匪淺，但是這些企業卻將受益的資金用到投資房地產等方面，并沒有留出資金來回饋當地，進行相應的生態改善。這些企業更多的是將生態成本、安全成本、社會成本等丟給了當地政府。
我認為，當前推進資源價格改革的時機已經來到。拿資源稅來說，我們現在的資源稅還是比較混亂的，需要進一步整合，這就要求我們盡快建立起一套新的理論體系。再者，需要擴大資源稅的征稅范圍，提高稅率，將計稅方式由從量改為從價。我們現在的資源稅更多的是從量收稅。但隨著資源價格的不斷上漲，僅從量上收稅，其實是在鼓勵企業多產、浪費。
資源價格改革是個大工程，是非常有難度的。但我覺得有三個方面是我們應先做的。其一，需要首先建立一個資源開發的補償機制，比如企業在地區采礦后，應該在企業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作為一個發展基金，用于企業對生態環境的恢復、保護，這對于西部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其次，在價格方面，西部地區的電、煤、天然氣價格低的狀況迫切需要改變。最后，我們的資源稅需要建立一個合理的、有利于資源性地區可持續發展的科學合理的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