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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商品實現“零關稅”——這是今年起全面啟動的中國—東盟自貿區最引人注目的特征。關稅壁壘的消除，將為中國東盟雙邊貿易加速增長提供有力保證，但由于擔心貿易逆差加大、國內產業和就業受沖擊，從自貿區提出一開始，東盟國家就一直存在著一種“零關稅”憂慮癥，而隨著自貿區的全面啟動，這種憂慮癥也日漸嚴重。一些人士認為，這種憂慮如不能得到有效化解，或將成為非關稅壁壘爆發的誘因，影響自貿協定的落實。相關人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如何破除東盟國家的“零關稅”憂慮癥，成為已經啟動的自貿區前行中無法回避的問題。
多重“憂慮”或將引發非關稅壁壘
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前夕，正當大多數人熱切展望自貿區將會帶來的巨大商機時，從一些東盟國家卻陸續傳出一些質疑的聲音。在印尼，紡織、鋼鐵、石油化工等多個行業紛紛表示，尚未做好迎接中國零關稅產品競爭的準備、將提出延遲實施該協定的請求。
事實上，對于零關稅的“憂慮”在東盟很多國家中都普遍存在。在中國—東盟自貿區論壇上，雖然一些東盟國家都作出將按期降稅的表態，但也均表示出零關稅對本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憂慮來源于中國東盟間的貿易平衡問題。印度尼西亞戰略與國際研究所高級經濟學家迪吉斯曼表示，從1998到2008年，短短10年時間內，中國對印尼的貿易已經從逆差變為順差，“中國經濟的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使得這種順差越來越多地出現，有時候這個差距達到四五倍甚至七倍，這樣的增長態勢讓很多印尼人非常擔心。”商務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04年至2008年，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逆差從200多億美元減少至28億多美元，2009年1-8月則實現順差0.9億美元。
“中國產品的性價比普遍相對較強，實行‘零關稅’后，將有更多更具競爭力的中國產品涌入東盟”，一位不久前參加第六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的馬來西亞客商說，這將使得東盟逆差進一步擴大。
因此而產生的憂慮體現在很多方面。柬埔寨駐南寧領事英洪此前表示，海關稅收是柬埔寨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自貿區的建成將直接影響柬埔寨的財政狀況，而作為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柬埔寨的農業和農產品也將受到較大沖擊。
就業是另一個重要問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楊沐介紹，東盟一些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面臨較大的就業壓力，以印尼為例，雖然失業率只有8%左右，但其就業率中70%左右的都是農業等低端就業，零關稅之后，印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面臨中國商品的嚴峻挑戰，就業形勢很有可能出現惡化，而其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也更讓印尼擔心。
一些人士認為，這種憂慮如不能得到有效化解，或將成為非關稅壁壘爆發的誘因，影響自貿協定的落實。楊沐認為，如果行業和企業對政府壓力過大，不排除一些東盟國家提出調整自貿協定實施的步驟，或者引發非關稅壁壘；迪吉斯曼也表示，“有不同的擔憂，就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而曾參與中國—東盟自貿區談判的中國商務部國際司二處處長孫元江也舉出了這樣的例證，菲律賓就沒有按照協議在今年初繼續降低部分貨物的稅率，經過我方交涉，直至7月1日起才開始降稅。
總的來說利大于弊
一些專家表示，自貿區發展水平低、不平衡是造成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自貿區發展初期出現一些問題是正常的，但總的來看仍然是機遇大于挑戰。
楊沐表示，從貿易結構來看，中國和東盟國家都具有出口外向型的特點，對歐美市場的依存度較高，相互之間還不是主要對象市場，在金融危機導致西方市場需求大幅下降的情況下，必然加劇內部的競爭，但與此同時，各方在工業化水平、產業結構及資源稟賦上的較大差異也為經濟的內部整合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埃里克·馬斯金以北美自貿區的例子說明自貿區建設利大于弊。他介紹，在墨西哥剛剛加入北美自貿區的時候，也有一些批評和質疑聲，實際上墨西哥也確實遭受了一些沖擊，“在加入自貿區后，那些墨西哥最不發達的地區，經濟貿易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但經過逐步發展，墨西哥的產能得到巨大提升，人均收入也有一定增長，和美國的GDP差距也得到進一步縮小。“自貿區不可能對每一個國家每一個行業都有好處，但總的來說還是利大于弊的。”
良性互動的“走出去”路徑
怎么樣才能讓東盟國家徹底解除“憂慮”？專家認為，中國東盟雙方應共同努力，不斷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擴大市場，中國應以基礎設施、產業合作為突破口，形成一條良性互動的“走出去”路徑，幫助東盟國家提升產業發展水平、收入水平和勞動力素質，將自貿區建設成一個經濟結構合理、消費能力強大的大市場。
在一些專家看來，市場容納能力不足、經濟結構不合理是造成目前內部產業、產品沖突的主要原因。
楊沐表示，雖然中國—東盟自貿區的人口有19億人，但如果東盟國家的GDP繼續保持每年4%—5%的緩慢增長，人民收入水平繼續保持目前的水準，龐大的人口規模也很難轉化為強大的消費市場。他認為，增加勞動就業、提高生產力是擴大市場的兩條途徑，而在資金、技術等方面占據優勢的中國應該承擔起幫助東盟國家的重任，而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完成這一任務的重要路徑。
“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和以前的亞洲四小龍走不同的道路”，楊沐說，中國自身也面臨較大就業壓力，不可能從一開始就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
楊沐劃出了一條他心中理想的三步路徑：
第一輪投資，以次區域合作框架下的基礎設施作為突破口，同時在能源、農業、海洋等中國東盟雙方沖突少、互補性強的領域開展合作；
第二輪投資，可以將一部分消費品裝配線轉移到東盟去，并逐步使東盟從單純出口原材料向出口初加工產品轉變，進一步增加就業、擴大市場；
第三輪投資，就可以大規模地向東盟國家轉移加工制造業，甚至將東盟與中國的產業進行整合，拓展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中國+東盟制造業基地”。
“這樣的路徑不僅能夠不斷增加東盟國家的就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還能夠提高勞動力素質、提升東盟產業的經濟發展水平，東盟國家的疑慮就會徹底消除、對于自貿區的信心將會增加，更重要的是，經過提升性和互補性的合租，整個東盟的消費市場將得到一個大的拓展，整個自貿區的經濟結構也將在不斷整合中趨于優化。”楊沐說。
馬來西亞亞洲戰略與領導人研究所馬哈蒂爾則認為，中國東盟雙方應共同建立一個涉及人力資源培訓、投資和技術開發的更好的激勵機制，以此促使各國從供應鏈的下游向上游升級，提升這一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實現區域的互利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