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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津縣袁山村村民袁福清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他拿著自家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證》(即“宅基地使用權證”)和《房屋所有權證》等權屬證明對記者說：“我們農民最大的財產就是土地和房屋，以前是既沒有什么東西能證明，也沒有辦法變現融資，如今有了這些證件不僅吃了定心丸，也有可能變現了。”
專家呼吁，應盡快總結成都、重慶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的經驗和不足，在全國進行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確農村和農民的土地、房產的物權屬性，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交易市場、規范的農村產權交易平臺。
系列土地違法案件以“未批先用”為主要特點
國家土地督察成都局局長常嘉興認為，目前用地審批環節多、周期長、效率低造成土地供應滯后于城市快速發展步伐，加劇了城市建設用地承載力不足，也引發了以“未批先用”為主要特點的一系列土地違法案件。
在國土資源部兩年前組織的全國土地執法百日活動中，僅東北三省就清理出“未批先用”土地11萬余畝，占“未批先用、以租代征、違規建新區和擴區”三種違法違規用地面積的88%。安徽省蕪湖市國土資源局局長強偉介紹說，由于去年“擴大內需保增長”的需要，國土資源部曾一度有條件允許地方“未批先用、邊用邊報”，但這種模式不是長久之計，需要通過簡化用地審批環節，再造用地審批流程，以適應并進一步推動城鎮化快速發展趨勢。
常嘉興、強偉等國土部門的干部建議：一、簡化審批環節，把現行的用地預審、農轉用和土地征收三個環節簡化為“轉用許可”和“征收”兩個環節。“轉用許可”規定具體區位和數量限制，設定期限；期限內實際發生的流轉、征收、供地為有效許可；沒有實際流轉、征收、供地的部分期滿失效，“許可”自動撤銷。
二、優化各級政府審批事項和審查內容。國務院負責總量控制，基本農田、規模以上用地的“轉用許可”，國家重點項目用地征收；省級政府負責其他用地“轉用許可”，其他項目用地的征收審批；優化各級政府和國土部門“轉用許可”和“征收”的審查內容，至于失地農民社保、多途徑安置等“捆綁”于征地過程中的其他責任，應制定相關制度規范，交由地方政府執行，而從“轉用許可”和“征收”程序中剔除。
三、規范審批程序、規定各個環節辦結時間，提高中間環節效率，以穩定的、規范化程序來保證效率，一定要避免用地批件在中間某個環節壓上數十天，上不曉，下不知。
四、根據國家、區域性和地方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各級國土部門開展近、中期建設用地供需分析和需求預測，包括總量、結構和空間的分析、預測，對擬于近期儲備、征收、使用的土地，事先查清宗地權屬、利用現狀、規劃用途，擬征地補償安置方案，預估其建設用地市場價格，形成宗地或區片農轉用、征收和供地預案。
農民希望得到物權化的農地使用權
8年前，人民大學土地管理系曾經和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聯合對我國17個省市農村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90%左右的村民認為應該有承包土地的轉包權，75%的村民認為應該有承包土地的繼承權，60%以上的村民認為戶口外遷之后應該有權繼續耕種。充分說明農民也希望得到其承包土地實實在在的權利，即物權化的農地使用權。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李力行博士認為，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急速推進，“傳統的農村”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農村傳統的“土地資源配置方式、居住模式和城鄉空間布局”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但由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在農民、集體和國家之間缺乏清晰的權利界定，帶有先天的易變、模糊與互相侵犯的慣性。“禁止土地流轉則導致資料配置的效率低下；允許流轉，其模糊的產權不僅為互相侵犯權益提供方便，也難以實現土地高效利用。所以統籌城鄉發展必須盡快完善農村產權制度，明確房屋、土地等農民資產的所有權和使用權。”
國家土地督察沈陽局(簡稱“沈陽督察局”)在分析近年來涉地信訪和糾紛案件后也得出了“需盡快完善農村產權制度”的結論。沈陽督察局認為，有必要按照物權法的原則強化農民所擁有的土地權利的物權地位，使其成為在土地征收或流轉過程中具有與新的土地使用者抗衡實力的對等一方，也有利于從內部遏制土地違法行為的發生。
國土資源部地籍管理司土地權屬處處長孫建宏表示，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不僅對維護農民權益非常重要，對經濟發展促進作用也很明顯。他說，通過完善農村產權制度，可以促進農民通過利用和經營自己的土地實現增收，充分體現土地財產的市場價值。
嘗試建立耕地保護新機制
在成都市溫江區農民彭秀云家里，記者看到了她與溫江區政府簽訂的《耕地保護合同》，上面除載明耕地面積、地塊數量、類型等基礎信息外，還明確規定了其權利與義務。按合同約定，彭秀云不得自行或允許他人在耕地上建房、采石、取土、挖魚塘等，不得閑置荒蕪耕地，并負有對耕地破壞行為的制止、檢舉責任。如出現違約，政府有權責令其改正，若對耕地造成永久性破壞，將追繳全部耕保基金補貼，并進行相應處罰。彭秀云說，“家里現在有2畝地租給別人，我隔幾天就要去瞅一下。他要是挖了沙或者蓋了房，我就領不到耕保金了，那可不行！”
根據成都市統籌城鄉委員會主任付毅的介紹，這種耕地保護新機制的具體做法是：按照基本農田每年400元/畝、一般耕地每年300元/畝的標準，由政府向擁有耕地的農戶發放耕地保護補貼；補貼主要用于為農民購買農村養老保險；政府與農民簽訂《耕地保護合同》，農戶承擔耕地保護責任，違約將被追回補償款并承擔相應處罰。更重要的是，如果耕地發生流轉，耕保金的發放對象并不隨之改變，以此激勵農民主動監督耕地流轉大戶確保耕地使用性質不改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劉守英認為，四川省成都市通過設立耕地保護基金，用以經濟利益補償和契約式管理的手段實現耕地保護的探索值得借鑒。他表示，應該建立一個與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形勢相適應、能夠激發地方和農民主動保護耕地積極性的耕地保護新機制。改革開放30年來，嚴格保護耕地的政策取向，為我國糧食安全、社會穩定、經濟安全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保證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平穩推進。但也應看到，我國現行的土地管理制度是主要依靠國家行政力量來貫徹耕地保護政策，不能激發地方和農民保護耕地的積極性，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和GDP增長的沖動下，耕地紅線受到沖擊越來越大。
此外，蕪湖市國土資源局局長強偉還建議說，在現行的干部考評辦法中，要將耕地保護和經濟發展提高到同等重要地位，有條件快速發展區域以經濟增長指標為主，重要的產糧區則應該突出耕地保護、耕地整理的考核指標，只要工作出成效，兩種干部都要得到提拔重用，決不能再出現“認真執行國家土地政策但經濟發展相對較慢的干部被認為是缺乏改革魄力，而通過違法違規用地獲得一時經濟發展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