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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再是遷徙的“候鳥”，他們攜妻拖子，使盡渾身解數，渴望能在城市尋一片遮風避雨屋檐。他們是新生代農民工中的一個典型群體。記者近日調查了解到，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了與父輩們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舉家”外出務工，基本脫離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對土地依賴性降低，“移民化”傾向日漸明顯。
分城市新生代和農村新生代兩大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民工戰略問題研究課題組認為，根據流動程度大小，可將農民工分為三個群體：第一類是基本融入城市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單位，收入相對穩定；第二類是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時流動性較強的農民工，比如春節返鄉，他們在城市有相對穩定的職業、收入和居住地；第三類農民工是間歇或季節性在城鎮務工，仍然兼顧農業生產。目前，第二類是農民工的主體，而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第二類農民工的主要組成部分。
據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分析，由于成長經歷和環境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在農村出生長大、走出去城市務工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第二是自小跟隨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長、學習，成人后留在城市務工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農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之間存在差異。相對于農村新生代來說，城市新生代更熟悉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已經產生了疏離感，由于成長環境在城市，他們的參照系是城市同齡人，其不平等感、被剝奪感會強烈一些，心理預期和現實狀況落差較大。農村新生代參照系是農村同齡人，被剝奪感相對較弱。
不管是城市新生代，還是農村新生代，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受教育水平、職業選擇等方面都已經發生改變。他們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輩們對賴以生存的土地的“戀土意識”，由于長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觀念影響，對家鄉農村和農業的依戀在減退，不愿甚至無法回歸農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們生活方式和習慣已經基本融入城市，雖然明知自己戶口還在農村，但他們更傾向于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習慣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
22歲的劉坤是安徽阜陽市潁泉區伍明鎮青龍村人。他現在上海市閔行區經營一家漁具店鋪。他10歲時跟著父母來到上海，先是在農民工子弟學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隨后進入一家職業技術學校。離家10多年來，他回安徽的次數累計只有三四次。“我戶籍還在村里，但村子位置我已經記不清了，村里人我認識的人少。我連說話口音都變了，阜陽方言我講不好了�！彼f，父母每次催他回老家看看，他都不樂意，不習慣農村烏黑的夜晚和不便的交通。在他周圍還有一些年輕人和他一樣，從小就跟隨父母外出，有的五六歲就到了上海。
“移民化”傾向明顯
劉坤通過網絡認識了一位安徽太和縣的女孩。他說，兩人戀愛關系確定后，會一起在上海發展，從來沒想以后會回農村老家長期生活。在上海，不僅有很多象劉坤這樣的從小在城市長大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還有越來越多的在農村長大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傾向于選擇在城市安家。
江蘇省農民工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曹炳泰說，在近期一項青少年農民工調查中，15%的青少年農民工表示，不管未來如何變化，一定要爭取留在城市發展，不愿意再回到農村。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方式，不愿再回到農村生活。該調查還顯示，25%的男性、35%的女性全年都沒有往家中寄過錢，這說明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正在爭取從經濟上解放自己，希望用自己的勞動成果來過上城市生活，而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把大部分工資都寄往農村。
李中是一名在城市定居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典型。他來自安徽界首市田營鎮魏窯村。結婚前，他一直在上海的一家模具廠打工。2000年，他在家人的張羅下和同村女孩魏萍結婚。在村里辦了婚宴后，夫妻兩人就一同來到了上海繼續打拼，李中在工廠上班，魏萍開了一家門面經營服裝生意，一般每年回家一次。2003年，兩人有了孩子，便把老家的父母接了過來，兩人回家的次數就更少了。
記者調查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常年在外務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季節性、流動性較強的務工形式相比有所改變，表明農民工流動已經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以在原籍務農為主、農閑時節外出務工的季節性流動，轉變為以外出務工為主、以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全年性、多年性流動，乃至在流入地長期居住的形式，原來的以個體勞動力為單位的勞動力流動形式轉變為夫妻兩人同時外出甚至攜帶子女前往勞動力輸入地的形式。他們基本上脫離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在現居住地穩定居住的持續時間逐年增加，返回戶籍地老家的次數減少，融入現居住地的趨勢比較明顯。這一系列現象表明越來越多地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舉家外出務工，“移民”化傾向漸趨明顯。
對城市公共服務渴求迫切
相對于第一代農民工以個體為單位的勞動力轉移，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是以戶為單位的轉移形式。這種“舉家遷移”的方式，決定了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對平等享有教育、醫療、就業落戶等方面的愿望極為迫切。他們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對待、平等權益以及實現自我價值。
尤其是子女教育問題，更是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的迫切渴求。魏萍告訴記者：“孩子一出生就在上海，現在已經6歲了，最頭疼上學問題。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差，但本地學校報名必須持房產證才行。最煩神的是高考，我們戶籍都在老家，難道還得回去上高中么？我們兩口子都在上海，孩子一個人回去咋辦呢？必須得一個人放棄工作回老家陪讀�！闭f起孩子的教育問題，兩口子連連嘆氣，他們的收入雖然可以滿足在上海生活，但是要買一套房子，遠遠超出了他們承受的能力。
子女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制度阻礙如果不能及時解決，將會倒逼新生代農民工返流。這種返流是城市化水平的倒退，不利于社會健康發展。一些農民工輸入地政府正在試圖破解這樣的難題。在教育方面，江蘇昆山市教育局規定只要能證明其父母在昆山有穩定工作、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均可進入政府制定的公辦學校就讀；在落戶方面，公安部門規定，在昆山購買80平方米以上的房產滿3年、連續繳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3年以上或與企業簽訂有勞動合同的外來務工人員，均可在昆山市落戶。據了解，每年約有1萬名外來務工人員在昆山市落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