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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一輪產業升級換代的挑戰，我國新能源領域發展進程正日益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在記者調研中，多位專家和企業負責人對新能源技術研發和產業轉化中出現的種種誤區提出了看法，他們強調此類誤區不僅會導致產業研發“走彎路”，更有可能使我國喪失在新能源領域的話語權，進而重蹈被迫引進國外核心技術專利的覆轍。
投入過度傾斜“富家子弟”，中小企業難獲“研發被褥”
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兩院”院士石元春認為，在新能源產業研發過程中，以中石化、中石油、中煤能源為代表的大型企業的境遇就像“富家子弟”，或是多次獲得國家注入大筆研發經費，或是比較順利地通過證監會上市的投融資計劃，或是能夠與相關部委辦局聯手推動研發政策向大型企業傾斜。但這一情況并不是好事，因為我國目前80%以上的自主技術研發是通過大量中小企業實現的，新能源領域研發尤其如此。石元春還說：“全球的情況也不例外，約90%的新技術突破是通過中小企業實現的，許多大型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缺乏動力，思維滯后。”
武漢凱迪控股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陳義龍告訴記者，目前，凱迪已經在生物質能源氣化合成柴油技術領域達到全球領先，但國家投入的資金卻很少，大部分資金依靠境外融資。
長春宏日生物質燃料技術公司總經理洪浩用中小企業難獲“研發被褥”來描述自己的處境。自2005年起，宏日研發團隊自籌資金投入了1000多萬元，經過3年多時間研發，成功實現了生物質固體燃料成型技術的產業化突破，并申請了多個國家專利。但這一技術在推廣中遭遇國家政策扶持難題，適用范圍最廣的賓館酒店、企事業單位紛紛以沒有政府紅頭文件許可為由，不愿意接受這一環保且可降低成本的全新技術。他還表示，環保、能源等部門也知道這個技術比燒煤供熱技術好，但就是遲遲不愿出臺政策支持，步履艱難。
能源消費統計口徑亟待從計劃模式向市場模式轉化
著眼長遠，新能源的技術研發、市場開拓應更多依靠市場推動，而不是向國家要政策補貼，這是接受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和企業負責人的共同觀點。當務之急是從能源消費的統計方法和統計手段著手，從過去以石油、電力、煤炭等原料來劃分的統計口徑，向以供熱、發電、液體燃料等用途為統計口徑轉變，這是以人為本的轉變，更多考慮居民對能源的消費使用，而不是針對壟斷企業生產出來的能源進行統計。
歐洲國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發展新能源過程中，就通過調整統計方法和手段，實現了國家各類耗能的“細節掌控”，從而解決了新能源發展不可跨越的“分散式布局”問題。北京大學中國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博士生洪浩認為，這從根本上說是思維方式問題，相對以原料來源和生產行業為統計口徑的模式，以消費市場和使用者的角度來統計則更加清晰，只有了解市場份額有多大，發展勢頭有多快，才能做出準確的戰略評估，既可以避免盲目上馬，也不會導致供需脫節。
中小企業產業轉化依賴境外風投資金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相當一部分中小企業在取得關鍵技術突破之后，很快就會面臨著產業轉化的資金瓶頸，而與此同時，國外風投資金迅速跟進，通過各種手段滲透其中，甚至不惜竊取這些具有突破性的戰略技術成果，必須警惕類似情況。
吉林松原吉安生化丁醇有限公司是全球生產丁醇技術位居前列的企業，他們采用的五碳糖的發酵轉化為丁醇做法，開創了全球五碳糖生產乙醇和丁醇的先河。然而，受金融危機影響，企業出口銳減，至今已虧損達5億元。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以凱鵬華盈中國基金、荷蘭迪斯曼公司、軟銀賽富公司為代表的風投資金紛至沓來，要求注資吉安生化的丁醇技術。
吉安生化總經理張運智說“目前凱鵬華盈已表達了希望一期注資3300萬美元，置換我們30%的股權，并初步同意哪怕我們連續3年虧損，仍然會繼續注資，他們看好的就是我們在丁醇生產領域獨一無二的技術。”
深圳平石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項目負責人張天運告訴記者，凱鵬華盈有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注資，迪斯曼公司則是荷蘭生產營養品的龍頭企業，此類公司看重的就是中國企業的研發能力。他說：“這些國外風投公司一方面可以將中國企業在新能源領域里的研發方向、突破信息甚至研發技術，通過注資方式掌握，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我國方興未艾的新能源中小企業進行研發掌控，壟斷研發技術和掌控技術轉化的市場，牟取高額利潤。”
重“終端環保”輕“過程污染”，違背聯合國環境署相關條約
目前，我國準備把太陽能、風能作為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太陽能光伏產業隱藏的危機卻不容忽視。石元春院士說，太陽能光伏產業的核心技術是多晶硅提純技術，全靠從日本和德國進口。2006年之前，上述兩國只愿意提供多晶硅材料，從中賺取高額利潤；2006年之后，日本和德國突然同意向中國輸出相關技術，技術轉讓經費大幅下降，太陽能光伏企業在中國迅速呈“遍地開花”勢頭。
武漢大學教授伍新木認為，硅材料提純就是對化石能源進行加工，是典型的重“終端環保”而輕“過程污染”，其背后隱藏著跨國公司聯手扼殺中國新能源產業的陰謀。我國一旦同意從2012年開始履行《京都議定書》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責任，聯合國環境署不會對中國大規模發展太陽能光伏產業進行補貼；相反，中國反會因為太陽能光伏生產線屬于高耗能產業受到罰款。而日本、德國等國將這一高耗能的產業成功轉移到中國后，讓中國給他們供貨，則可從中賺取數倍的利潤。
重城市輕農村，有可能進一步深化“二元經濟結構”
一些專家認為，我國生物質燃料成型技術和生物質氣化合成柴油技術，已經在全球新能源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由于生物質能源產業與傳統農業一脈相承的分散性，生物質能源產業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龐大的產業鏈，一旦在短期內出現政策過分傾向于太陽能、風能，最終的結果將是重“城市”輕“農村”，有可能進一步深化“二元經濟結構”。
全國人大代表、凱迪公司董事長陳義龍認為，生物質能源之所以未能在國家新能源振興規劃中有所體現，就在于生物質能源的主要依托是農業、農村和農民，而太陽能和風電的依托則是與之相關的鋼鐵、機械產業和地方政府，發展生物質能源對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增長并無明顯效果，而發展太陽能風能則能夠立竿見影地增加地方政府財稅收入。
中國科學院青島生物能源與過程研究所(籌)所長王利生還說：“我國為農林大國，農業資源豐富，從國情出發應優先發展生物質能源，形成生物質能、風能、太陽能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這一問題處理好，就能夠全面解決我國大批農民從‘糧食生產者’向‘能源生產者’的轉變，實現多年來困擾我國的城市化過度膨脹，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問題，大規模快速增加農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