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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發展“低水平陷阱”擺脫國有制“路徑依賴”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新才把脈甘肅經濟
    2009-09-30    作者:本報記者 譚飛    來源:經濟參考報

    專家簡介:高新才,蘭州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重點學科區域經濟學學科帶頭人,中國區域科學協會西部經濟研究會主任委員,甘肅省區域經濟發展專家咨詢組組長,甘肅省經濟學會會長。長期致力于理論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研究,主持和參與了20多項國家和省部級重大課題研究,發表論文百余篇,主編和獨立完成著作10余部。先后榮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等10多項獎勵。

    深居西北內陸的甘肅省,歷史上幾乎從未以經濟中心或者經濟重地的身份扮演過重要角色。
    新中國成立之初,基于建立相對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戰略及國防安全總體布局,甘肅曾一度躋身中國經濟舞臺的前沿,但隨后30年的改革開放,快速發展的東部沿海地區將甘肅遠遠地甩在了身后。窮,似乎成了甘肅的代名詞。
    甘肅經濟為何長期落后?甘肅如何定位自己的發展目標,未來又將如何演繹經濟新圖景?蘭州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新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以自己數十年區域經濟學研究心得,零距離觀察和把脈甘肅經濟。

    發展成就令人震撼:一方水土養活了一方人

    “60年來甘肅發展最大的貢獻,是結束了千年以來存在的‘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歷史。”高新才說。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的10年來是甘肅的快速發展期,“這10年比前50年投資的總和還要多。”高新才認為,客觀地說,甘肅自身縱向比較,成就顯著,體現在三大方面:一是依靠國家高強度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大大加快和提速,這是僅靠市場力量和自身發展難以實現的。
    二是生態環境的改善。包括甘肅在內的西部地區是國家的生態戰略高地,在甘肅省,既包括了長江、黃河兩大流域上游的天然林保護,也包括了疏勒河、黑河、石羊河等內陸河流域的治理,更有黃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防治,以及荒漠化治理和大規模的退耕還林等多項生態治理工程。
    三是致力于公共服務設施和水平均等化,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投資額度大、群眾受惠多。
    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10年來甘肅的發展軌跡和發展成果,也可以放到改革開放30年中進行印證。“30年的發展成果,縱向比較來看,是令人震撼的。雖然甘肅發展的自然環境和生態條件與其他省份相比更為嚴酷,但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全省生產總值年均增速仍高達9.46%。歷史地看,甘肅發展的成就是第一位的。30年的發展可謂是艱辛前行。”高新才說。
    高新才對甘肅30年來發展的總體評價是:國民經濟加速發展,綜合經濟實力顯著提高;主要產品產量快速增長,工業在支柱產業的強勁帶動下快速發展;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度增加,30年平均增速達到15%;經濟運行質量明顯改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人民生活質量穩步提高。

    發展差距令人震驚“甘肅發展有三個后”

    改革開放30年來,甘肅經濟發展速度相對較快,經濟總量不斷提高。1978年甘肅生產總值是64.73億元,2008年底超過3100億元。
    但橫向比較,受體制約束、區位約束、產業約束和政策約束等多重因素綜合影響,甘肅與全國平均發展水平相比,差距懸殊,經濟發展質量有待提高,人均生產總值過低的局面亟待改善。
    高新才將甘肅的發展差距歸納為“三個后”:一是甘肅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是全國最落后的省區之一;二是經濟實力指標在全國的排序位次“靠后”,尤其是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長期靠后,這是甘肅人的一塊心病;三是民營經濟發展“滯后”,民營經濟發展“滯后”已成為甘肅經濟發展活力不足、經濟增長持續性差、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的根本原因。
    高新才和他的研究團隊通過長期跟蹤、比較研究后發現,與西部和全國其他省份相比,甘肅經濟發展突出存在四大差距: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城市化水平、經濟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水平。
    在西北五省區中,甘肅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幾乎都位于末位。人民生活水平與其他區域存在較大差距,人均GDP僅為新疆的60%。
    與全國相比,甘肅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懸殊,這種差距在最近10年甚至呈現出一種相對固化的可怕態勢,現在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80%。加之甘肅農村人口比重高,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多年居于全國末位。
    從城市化水平來衡量,甘肅與全國平均水平也存在較大的差距。2008年底,全國城市化率已達45.68%,而甘肅僅為32.15%。
    高新才在參與制定甘肅省全面小康規劃時曾做過一項測算,以2002年到2020年全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計算,全國GDP需年均增長6.5%,人均GDP增長3.5倍;而甘肅則要年均增長9.8%,人均增長6.5倍。

    經濟發展要擺脫兩大依賴

    高新才認為,數十年來,甘肅人民在相對不利的發展區位和環境下,立足省情奮力前行,但在發展過程中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上對國家的“投資依賴”,下對國有企業的“路徑依賴”,長期走不出發展的“低水平陷阱”。
    從拉動經濟增長投資、消費、出口三要素看,甘肅屬于典型的投資增長拉動型,近10年來投資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是頭號主導因素。
    由于甘肅地方財力與全國平均地方財力差距較大,主要是依靠中央財政投資,形成一種高依賴性,全省的財政支出70%是靠轉移支付。
    甘肅工業化程度不高,傳統大型骨干企業是嵌入式的,與地方發展關聯度不高。數十年來,甘肅基本上是投資在向前拉,消費維持不動,出口在向后拖,形成了三匹馬往不同方向拉一輛車的奇特現象。
    高新才說,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一方面使甘肅等西部地區基礎設施超前發展,但從一定程度上也進一步加劇了GDP增長靠投資、投資增長靠國家的問題,經濟內生性不足,難以培育出經濟增長極,經濟發展缺乏動力源,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第一主體——民營企業沒有相應地成長起來。市場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緩,一定程度上,政府的精力和重點不得不放在了爭項目、跑資金上。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證明,“民營經濟是體制突破的完成者,經濟增長的推動者,技術創新的試驗者,區域發展模式的創新者。”高新才說。
    高新才說,現在是經濟全球化競爭時代,不可能再用計劃經濟的辦法或者是獨特的優惠政策來培育、扶持某個區域的發展,現在講的是普惠制。一個區域的發展,在硬環境上已沒有多少拓展空間,可拓展的空間在于軟環境的營造和改善上。

    產業結構調整要更加看重就業貢獻率

    甘肅的工業發展方向怎么突破傳統的發展道路,這是一個艱巨任務。高新才認為,對甘肅的產業結構要放在區域產業結構里分析。
    “區域產業結構的合理性現在來看,必須放在全國、全球產業結構布局中去審視。”高新才說。區域的比較優勢原則是市場主體遵循的首要原則:必須有利可圖;其次是產業的自我適應、自我調適原則,擴大還是縮小,依市場脈動而行。不是一味提高產業層次,要更多地關注產業發展的就業率和就業拉動能力。
    改革開放以后,從全國和各省區的實際情況看,光是針對產業結構調整就出臺了不少政策、文件,為何與預想的目標、軌道有較大距離,這種現象值得深思。高新才認為,政府關注產業結構的重點要引導到關注產業的就業結構上來,2007年甘肅一、二、三次產業就業比是55:14:31,全國比例是41:27:32。東部地區是29:35:36,這種三次產業就業結構比例,比較均衡。
    從甘肅三次產業結構來看,傳統的看法是認為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但是高新才認為,“最怕的是重的不重,輕的太輕。”目前是工業比重偏低,導致一產、三產的結構也不理想。“從產業結構比來看,低是問題,高不是問題。”高新才說。
    產業貢獻的評價過去一般多講GDP貢獻率、稅收貢獻率,現在看來要更多地講就業貢獻率。高新才給產業的就業貢獻率列了一個等式:產業就業貢獻率=特定產業就業人員增量/全社會就業人員增量。

    甘肅經濟:未來振興不是夢

    高新才認為,甘肅和西部地區是國家的生態高地,甘肅經濟總量只占全國1%,無足輕重,但從生態安全的分量來看,其權重較大,位置重要。需要建立一種長效生態補償機制,這需要從國家層面去建立體制、機制,從立法上予以明晰和保障。
    下一個西部大開發的10年、改革開放的30年乃至到建國百年時,甘肅經濟發展會呈現出怎樣的一幅圖景?高新才認為,這一方面有賴于國家層面的制度安排、體制機制創新,另一方面有賴于區域經濟發展上的準確、清醒定位。
    高新才說,從全球、全國和西部地區產業分工體系來看,甘肅仍將有較長一段時期被“鎖定”在能源、資源性的原材料產業優勢上,要想突破絕非易事。
    “甘肅等西部地區最大的優勢現在看來在空間,是土地資源優勢,這在西北尤其如此。”高新才說“實際上,甘肅和西部地區就是以不可移動的土地、礦產等資源,來吸引可移動的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等要素的轉移。”
    “西部承接東中部產業轉移,將是一個漫長而緩慢的過程,聚集到一定程度后才會有一個加速的過程。”高新才說,“但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這種轉移趨勢是必然的。”
    “甘肅和整個西部地區一樣,將在未來中國經濟版圖中占據一定的重要位置。”高新才充滿期待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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