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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工人正在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屋頂安裝單晶光伏組件。中國館和主題館兩個場館的太陽能總裝機容量達3127千瓦。建成后年均可發電284萬度，每年可節約標準煤1000噸，年均減排二氧化碳約2500噸，二氧化硫84噸，氮氧化物42噸，煙塵762噸。新華社記者：任瓏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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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美國總統氣候變化問題特使托德·斯特恩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他此前對中國的訪問情況。斯特恩說，中國對發展低碳經濟的承諾以及在發展經濟時已采取和正采取的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措施令他印象深刻。新華社記者：蔣國鵬
攝 | 氣候變化問題作為重大的全球性問題，既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又事關中美兩國現實的經濟利益。今年7月底舉行的中美首輪戰略與經濟對話，首次將氣候變化問題列入對話的重要議題，備受國際社會關注，也成為中美關系中新的亮點。日前，一些學者、專家在北京舉行研討會，對中美氣候合作進行了探討。
專家認為,中美加強氣候合作事關發展中美關系和國際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兩個大局，具有不少共同利益和一定基礎，但也存在不少分歧和障礙，在落實雙方達成的加強能源、氣候變化和環境合作諒解備忘錄方面也有不小難度。在中美氣候合作中我國宜趨利避害，在防范美國借減排問題壓制中國發展的同時，積極推進我國技術創新。
中美加強氣候合作事關兩個大局，成為中美關系中的新亮點，也為國際社會所樂見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迎等專家認為，對于中美氣候合作，應從發展中美關系和國際應對氣候變化進程這兩個大局來加以看待。
從發展中美關系的大局來看，中美加強氣候合作說明，與政治議題和經貿議題相比，能源和氣候變化議題在中美關系中的地位上升，成為新的亮點和“黏合劑”。
從美國對華政策看，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對美國氣候政策做出積極調整，是對國內選民和國際社會的回應，氣候變化已成為其內政外交的結合點。早在奧巴馬政府上臺之前，美國多家智庫就為新政府準備好了加強中美能源和氣候變化合作的路線圖。他們一致認為能源和氣候變化領域將成為中美關系中的新亮點，提出加強雙邊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領域和關鍵技術，并建議召開有關清潔能源的中美峰會。這些智庫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政治決策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
從國際應對氣候變化進程的大局來看，中美氣候合作對多邊國際氣候合作和談判進程具有重要影響。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日益臨近，這次會議的多邊談判能否成功，不僅需要主要大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國內政策做出積極轉變，也需要主要大國之間就此達成雙邊協議，這樣才可能為陷入僵局的國際多邊氣候談判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中美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對話議題，對國際社會而言是一種期望，也被國際社會視為一種積極的信號。在某種程度上，國際社會普遍樂見中美加強氣候合作。
中美開展能源和氣候合作具有不少共同利益和一定基礎
中美在能源、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已有相當的基礎。在此前舉行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雙方已將能源與環境列為六大關鍵合作領域之一，并簽署了《能源和環境合作十年框架協議》，并針對確立的優先合作領域陸續制定了項目及實施路線圖。從2003年起，中美召開雙邊氣候變化工作組會議。2005年美國倡導成立的“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伙伴計劃”和2007年起美國主導召開的“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變化會議”等多邊國際氣候機制，中國都參與其中。
陳迎等專家認為，中美進一步加強能源與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對穩定和發展新型中美關系具有積極的作用。
首先，奧巴馬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并為此提出綠色復蘇計劃，將新能源技術作為增加就業和刺激經濟的新的增長點。中國在實現保增長目標的同時，也必須加強節能減排，并借此促進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美國十分看重中國加強節能減排將創造的巨大清潔能源市場需求。
其次，中美都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奧巴馬政府調整氣候政策，也有爭奪氣候變化的國際話語權和領導地位方面的考慮。而中國的快速發展，也使得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與自身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國際義務的壓力不斷增加。
此外，保障能源安全也是中美兩國面臨的共同挑戰。中美兩國通過氣候合作，加快減排技術以及新能源技術的創新，無疑有利于兩國應對能源安全方面的挑戰。
中美加強能源和氣候合作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和障礙
由于政治制度、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以及戰略利益的不同，中美加強能源和氣候合作也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困難和障礙。美國社會普遍認為，中國沒有承擔減排義務，通過不公平競爭搶走了美國的就業機會，致使美國近來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有所抬頭。奧巴馬政府雖然調整了美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政策立場，但同時堅持把中國捆住，要求中國做“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承擔更多的“全球性責任”。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合作的優先領域是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因此，中美之間在這個問題上存在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微妙關系。
具體到氣候談判的關鍵議題，中美之間存在較大的分歧。
在減排目標上，中國要求發達國家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至少減排40%，而根據美國最近通過的《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美國選擇2005年為基年，到2012年減排3%(相當于在1990年基礎上增加排放12%)，到2020年減排17%(相當于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4%)，到2050年減排83%(相當于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80%)。但是，美國制定的這個長期減排目標不僅能否實現令人懷疑，而且這些目標完全可能在其政府輪替后根本不算數，因此并不可信。美國對減排的經濟影響仍心存疑慮，對制定近期目標非常謹慎。不僅如此，美國還試圖以部門為突破口，壓中國承擔更多減排義務。
在技術和資金方面，中國要求發達國家更好地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的義務，向發展中國家優惠轉讓低碳技術，提供額外的資金援助，并在談判中提出了一整套加強技術轉讓機制的建議，提出發達國家每年拿出GDP的0.5%-1.0%用于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淡化政府的作用，強調技術都由私人部門掌握，涉及知識產權問題，技術轉讓更多應靠商業途徑取得，而發展中國家保護知識產權不力造成技術轉讓方面的障礙。
在適應問題上，中國強調減排和適應并重，適應對發展中國家更為緊迫，要求發達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幫助。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強調適應行動是在當地發生的，不具有全球利益，將適應視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事情，不愿意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
在碳關稅問題上，自美國眾議院今年6月底通過包含向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的《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后，盡管參議院尚未表決，專家也估計美國未來真正實施“碳關稅”的可能性并不大，但這一問題已成為中美貿易中的熱點話題。倘若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無疑有以保護環境為名、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的嫌疑。
專家們認為，碳關稅是針對可能產生的碳泄漏提出的，從理論上講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希望在WTO逐步合法化，因此在發達國家得到廣泛的支持，美國立法包含這一條款也是為了爭取國內利益集團的支持。但關鍵是，碳泄漏的程度是有爭議的，現實檢測也很困難，采用碳關稅校正碳泄漏很難適度。作為單邊貿易措施，一旦引發雙方的貿易戰，對雙方的損害都很大，后果不可控制。在多邊國際氣候談判進程中，則只會加劇南北對立，阻礙談判進程。而且，不同國家之間減排努力的可比性也很難衡量。印度在今年8月第三次波恩氣候變化非正式會議上提出，未來哥本哈根達成的國際協定，可明確以法律條款禁止任何國家對尚未承擔減排義務的國家進行征收碳關稅等貿易制裁的手段。
中美關于加強能源、氣候變化和環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落實起來難度不小
專家們認為，此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就兩國加強能源、氣候變化和環境合作達成了一個諒解備忘錄，這是一個好的開端，但距離實質性的成果還很遠，將來的落實更有難度。要真正落實備忘錄并取得成效，僅有政治上的共識、制度化的對話機制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確定重點合作領域和采取具體行動，尤其是落實資金和轉讓相關技術，在這方面美國未必有誠意。2005年美國主導成立了“亞太六國清潔能源和氣候伙伴關系計劃”，但因沒有相應資金的投入現已偃旗息鼓，就是前車之鑒。要美國政府拿納稅人的錢資助其他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從美國法律制度和決策程序看也是不可能的。
加強更廣泛的國際多邊合作，主動確定優先合作領域，推動技術創新
專家們還就中美氣候合作及國際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了一些對策建議。
一是在加強中美氣候合作的同時也要推進國際多邊合作。
陳迎等專家認為，治理國際氣候變化問題僅靠中美兩個大國是不夠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一個合適的框架，作為國際氣候談判的重要基礎不可動搖，任何框架外的雙邊或多邊合作機制，只能作為框架內談判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此我國在加強中美氣候合作的同時，必須加強更廣泛的國際多邊合作，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協調。
二是主動確定優先合作領域，注重合作實效。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等專家認為，此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就能源與氣候變化議題展開探討，重在加強互信，建立制度化的對話機制，但并不一定能解決實質性問題。鑒于雙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分歧和關注點不同，中美氣候合作在求同存異、務實合作、尋求共贏的同時，出現分歧和交鋒在所難免。
建議主動確定切合中國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優先領域，列出技術清單，開展務實的技術研發和示范，并落到實處。例如，可將美國提出的清潔煤技術作為兩國合作的優先領域。
三是在推動減排的同時推動技術創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等專家認為，中美進行氣候合作，美國有自己的意圖，將氣候問題作為制約中國的一張牌，利用中國的市場和風險投資來開發美國的節能減排技術，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取得主導地位和話語權。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周世儉認為，今后五年到十年，美國可能將主要靠溫室氣體減排、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來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美國現在的策略，一是要求中國和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一樣承擔減排責任，二是要分化中國和發展中國家。而中國現在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重工業在持續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斷提高。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長久等專家建議，我國一方面要積極參與國際多邊氣候談判，堅持聯合國的框架協議。另一方面也應主動開發代替化石燃料的新技術和新能源，既減少排放，又推動技術創新，積極搶占新能源技術的制高點。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楊元華等專家認為，現在氣候變化問題的主導權掌握在西方國家手里，它們實際上是想建立一個由西方控制的氣候變化秩序。可以預料，在最近兩個月內將先后在泰國曼谷和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行的兩次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會議上，各國將亮出自己在氣候變化和減排問題上的底牌。屆時，將于年底舉行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成功與否，將基本可以看出端倪。我們應仔細研究，及早應對。
［背景資料］
《京都議定書》
為了人類免受氣候變暖的威脅，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具體說，各發達國家從2008年到2012年必須完成的削減目標是：與1990年相比，歐盟削減8%、美國削減7%、日本削減6%、加拿大削減6%、東歐各國削減5%至8%。新西蘭、俄羅斯和烏克蘭可將排放量穩定在1990年水平上。議定書同時允許愛爾蘭、澳大利亞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別增加10%、8%和1%。
《京都議定書》需要在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個國家批準，才能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中國于1998年5月簽署并于2002年8月核準了該議定書。美國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卻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美國曾于1998年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借口，宣布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
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
為了促進各國完成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議定書允許采取以下四種減排方式：一、兩個發達國家之間可以進行排放額度買賣的“排放權交易”，即難以完成削減任務的國家，可以花錢從超額完成任務的國家買進超出的額度。二、以“凈排放量”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即從本國實際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數量。三、可以采用綠色開發機制，促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減排溫室氣體。四、可以采用“集團方式”，即歐盟內部的許多國家可視為一個整體，采取有的國家削減、有的國家增加的方法，在總體上完成減排任務。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簡稱《框架公約》)是1992年5月22日聯合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就氣候變化問題達成的公約，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發大會(地球首腦會議)上通過。它是世界上第一個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以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給人類經濟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的國際公約，也是國際社會在對付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框架。1994年3月21日公約正式生效。
公約由序言及26條正文組成。這是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旨在控制大氣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的排放，將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使氣候系統免遭破壞的水平上。公約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規定的義務以及履行義務的程序有所區別。公約要求發達國家作為溫室氣體的排放大戶，采取具體措施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以支付他們履行公約義務所需的費用。而發展中國家只承擔提供溫室氣體源與溫室氣體匯的國家清單的義務，制訂并執行含有關于溫室氣體源與匯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擔有法律約束力的限控義務。公約建立了一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使其能夠履行公約義務的資金機制。
［相關鏈接］
中國主動迎接“低碳經濟”
我國在“十一五”規劃中，設定了5年內“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節能減排約束性目標。《200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提出了2020年的發展目標：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40%至60%，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0%左右。今年上半年提出加大扶持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的新舉措，力爭使其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碳關稅”成中美分歧焦點
所謂“碳關稅”，是指對高耗能的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美國能源部部長朱棣文在其就職不久后公開表示，如果其他國家沒有實施溫室氣體強制減排措施，那么美國將征收“碳關稅”，這有助于避免使美國制造業處于不公平的競爭狀態。美國眾議院的《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通過了征收“碳關稅”的條款。
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與美國商務部部長駱家輝舉行會談中表示，愿與美方進一步加強技術和投資貿易合作。但強調指出，中方反對在國際貿易中實行征收“碳關稅”的做法，此舉違背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確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事實上將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借口。
中國將繼續積極推動談判進程
率團參加聯合國2009年第二次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代理團長李高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中國將繼續積極推進談判進程，努力促成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取得成果。”李高說，中國制定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出了降低單位GDP能耗的指標和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目標，并采取強有力的政策措施。
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是指溫室氣體排放量盡可能低的經濟發展方式，尤其是二氧化碳這一主要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有效控制。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低碳經濟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關注。
近些年來，科學界以及各國政府已經基本達成一致，認為人類活動導致地球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尤其是二氧化碳)不斷增多，氣候正在發生變化。在可預見的將來，溫室氣體水平過高導致的全球變暖會對人類生活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推行低碳經濟被認為是避免氣候發生災難性變化、保持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方法之一。
低碳經濟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礎，其實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創建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發展觀的改變。發展低碳經濟是一場涉及生產模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國家權益的全球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