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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蘭等一批藝術工作者因為購買了北京市通州區宋莊鎮農民閑置的宅院作為自己的畫室，而遭到當地農戶起訴。類似這樣的法律風波接二連三發生，引起人們對這群超前“趕海”的藝術工作者前途命運的關注。也使當事人與決策者，領略了一場文化創意產業與城郊“小產房”間的驚心博弈。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位于北京東郊潮白河與溫榆河交匯處的宋莊鎮，悄然迎來了一批超前的藝術“趕海者”。
1993年，一群藝術工作者由圓明園流落到北京通州區宋莊鎮小堡村一帶。他們以低廉的價格或租或買，將當地農民閑置的小院落改造為融生活起居和繪畫創作為一體的棲身之所。
目前，宋莊鎮的“畫家村”由最初的1個擴展到現在的22個，藝術工作者隊伍已發展到3000多人。建成了前哨、韓燕、蘇蒙等知名畫廊88家，現代流派的美術館12家，大型藝術網站4個，為藝術家和客戶提供各種服務的中小企業70多家。每年一度的“中國宋莊”文化藝術節成為海內外藝術家聯誼、交流的大平臺，藝術節期間舉辦的各種主題、分題畫展有五六十個之多，參展的藝術工作者上千人，藝術品的現場交易額每年在1億元以上，近5年藝術品交易額已超過7億多元。
圍繞藝術工作生活起居、藝術品創作交易形成的文化藝術產業鏈也隨之形成。以最初接納藝術工作者的小堡村為例，如今在這里居住生活的藝術工作者已達1100多位，村里為此興辦起了多家文化藝術機構和直接為藝術創作服務的藝術品材料加工、字畫裝裱布展企業，形成了閑置住房、廠房租賃業和特色餐飲一條街等。去年全村集體純收入1210萬元，實現稅收2652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00元。
隨著一批批“趕海者”的不期而至，宋莊鎮上昔日閑置的農家大雜院頓時變身為一個個質樸、高雅的藝術工作室。“趕海者”與原駐民均因此掘得了各自的第一桶金。但一場始料未及的利益摩擦也由此引發。
2006年宋莊鎮被北京市確定為十大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但也就是在這一年，當地農戶與藝術工作者之間的利益摩擦隨之暴發。
2006年底，因畫家云聚而聞名遐邇的宋莊鎮，出現了首起賣房農戶起訴買房畫家的案例。藝術工作者李玉蘭2002年賣掉了老家房子，在宋莊鎮辛店村買下馬海濤父親馬萬春名下的房屋及院落，經雙方協商房屋作價4.5萬元。當年7月1日，買賣雙方鄭重簽下了售房書面協議，并當場支付了購房款。從那時起，李玉蘭一家三口就以此為家了。
李玉蘭說，當時，宋莊的房子遠沒有現在這么值錢。馬海濤要是把房子賣給本村村民，也就只能賣一兩萬元，他們給的這個價已算是高價購買了。
令李玉蘭沒想到的是，2006年，馬海濤、董秀梅夫婦突然提出要撤銷合同、收回房子，并以合同無效為由，將李玉蘭起訴到了當地法院。2007年7月10日，通州區宋莊法庭做出判決，馬海濤將自己房屋賣給李玉蘭的買賣協議無效，判令馬海濤向李玉蘭支付93808元房屋補償，限李玉蘭90天以內騰退房屋。
這一起訴和判決在宋莊鎮猶如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立即在當地農民和藝術工作者之間產生了連鎖效應。
這實際上是一場遲早都會出現的利益摩擦。對廣大藝術工作者來說，他們之所以紛紛選擇在宋莊生活和創作，是因為這里既毗鄰北京中心城區，鬧中取靜，又生活成本低廉，較適合那些藝術創作中剛起步的人。
而對于當地農民來說，一批又一批藝術工作者的紛至沓來，改變了宋莊農民的生產結構和收入水平，小堡村農民家家都改建了供藝術家租用的工作室，三四間房的年租金，已由幾年前的3000元攀升到了現在的15000元以上。據不完全統計，這個村直接由文化因素產生的收益，在該村人均年收入中約占45%或更高。而快速提升的房屋租金讓當年以較低價格一次性賣斷自家房院的村民感到了失落和后悔，并最終以法律訴訟形式撕毀了當年的出售轉讓協議。
農民接二連三起訴藝術工作者，折射出的不僅是雙方利益摩擦，更是我國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無法回避的法規困境之一。我國《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我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城市里的土地屬于全民所有，農村的土地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所有。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
對這樣的摩擦和困境相關各方都表示了自己的疑慮和看法：
2005年9月成立的宋莊藝術促進會就宅基地房屋的交易如此表態：從1958年公社化至今，實行了50年的宅基地使用權不能流轉的政策，使當地農院空置率達30%以上，房屋空置率達50%以上。藝術家進入宋莊以后，以高于村民交易5到10倍的價錢購買閑置房屋，推動了這份死產的盤活與升值。去年，北京市政府將宋莊鎮確定為首批十大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之一。
李玉蘭的律師李建說，宋莊法庭認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但法庭并未明確指出到底違反了哪些具體的法規條款。他說，目前我國法律法規并無“禁止居民購買農村房屋”的明文規定。而只有國務院辦公廳1999年頒布的《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但他認為，此類通知不能作為法院判決的依據。
北京市法律工作者張萬臣說，目前法院判藝術家敗訴主要依據是本市高院下發的《關于審理農村私有房屋買賣研討會會議紀要》。紀要指出：近年來，本市法院受理了一批此類合同糾紛案，由于目前相關法律法規不夠明確，對合同效力認定認識存在差異，造成裁判標準不統一的問題。紀要同時指出，此類合同的效力以認定無效為原則，以認定有效為例外。例外的情況是：如買賣雙方都是同一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經過了宅基地審批手續的，可以認定合同有效。
張萬臣說，純粹從法律層面來看，藝術工作者保護自身權益的途徑只能靠反訴對方。北京市海淀法院山后法庭相繼審結的4起同類案件中，有一宗案件就根據房屋的升值程度，判定涉案農民須賠償買受人45萬元之多。
面對小產權房和集體所有制土地流轉的法律與政策的雙重困境，宋莊鎮嘗試以集體資產貨幣化、股份化的方式，進行轉換。這一做法解決了不少發展中的老問題，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新爭議。
一批藝術工作者在宋莊的聚集無形中使當地農民昔日閑置的自住性的宅院變成了具有較大增值空間的經營性資產。而隨著文化創意這一具有增長潛力的新興產業的壯大，宋莊鎮又遭遇了國家有關集體所有制土地經營管理政策制約和有關“小產權”房的法律困境。
在調查摸底的基礎上，宋莊鎮提出，在確保農用地面積不減少的前提下，適應新農村建設和新產業發展需要，讓農村閑置、低效的土地資產，高效流動起來，實現集體增收、農民致富。
圍繞這一目標，他們著重抓了以下三大改革：
———對包括土地在內的村級集體資產進行貨幣評估量化，并按集體占30%，個人占70%的比例，人均量化到人，村民再以本人量化后的資產作為資本入股到集體總股本中，參與未來經營和分紅。
按照這樣的做法，2008年全鎮47個村的集體經濟產權股份化改造基本完成。量化的集體資產總額2.84億元，其中43213位村民個人持股1.99億元，人均達0.46萬元。當年已有30個村實現村民股份分紅，分紅總額2900多萬元。今年有的村每股紅利已接近5000元，一戶僅紅利收入就達三五萬元。
———在股份化改革基礎上，通過制訂全鎮發展總體規劃，實現鎮村建設用地集約經營。如按照新版規劃，全鎮原有的7萬畝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被壓縮為5.3萬畝，從規劃上就節約了建設用地、擴大了農業用地1.7萬畝。而通過集村并點，47個行政村合并為18個新村，其實際建設用地僅需4600畝，由此再次騰出來4.84萬畝建設用地，這些宅基地集中流轉到集體，并按市場化運作，用于新產業開發或公共設施建設。
———在村民自愿基礎上，對農用地實行集中流轉、產業化經營。去年這個鎮規劃的都市農業園就有5個，農民承包地向集體流轉近萬畝，單位面積農地出租收入增加了6-10倍。這些已規劃招商完畢的都市農業園建成后，可拉動現代農業投資10多億元，帶動就業5000多人。
宋莊鎮的做法，為我國廣大城市郊區如何規劃、建設、發展新農村提供了鮮活案例，也為破解小城鎮建設面臨的一系列老問題找到了突破口。
在宋莊鎮我們看見，農民成為集體經濟的股東后，過去最棘手的征地拆遷問題現在變得順手多了，新的建設發展規劃因此得以實施；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在經歷了一場場法律風波后，變得更服當地水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