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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一方面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國際上各種借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的單邊“綠色保護主義”，在“碳談判”中以國家利益為重，堅持發展中國家不應承擔具體減排指標的觀點，為國內經濟爭取發展空間。另一方面，要從國家層面推行低碳“新政”，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加速經濟轉型。
專家們分析，美國提出“碳關稅”其目的還在于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增強談判籌碼。美國至今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美國征收“碳關稅”，意圖改變自己過去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消極做法和國際形象，同時也會以此為由要求我國及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對外承諾減排量，削弱這些國家制造業出口競爭力，遏制新興國家的崛起。因此，我應密切注意美國的“后招”，反對各種利用氣候變化名目的單邊“綠色保護主義”。
針對即將進行的2012年之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和減排機制的國際談判，受訪的專家們提出，中國在與發達國家進行談判時，要堅持發達國家應繼續率先量化減排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技術和資金支持的原則，要正確評估中國溫室氣體減排的義務和責任，為我國爭取“發展排放”所必需的排放空間：
首先，從人均碳排放量來看，中國的排放量不算大。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目前世界年人均碳排放量為4.3噸，中國為4.1噸左右，而美國為19噸。因此，要把中國現階段所產生的“生存和發展”排放的客觀必然性與發達國家的“奢侈和享受”排放相區別，闡明發達國家承擔更多減排責任是理所當然的。
其次，在貿易和投資引發的轉移性排放上“做文章”，要求出口需求國為產品制造輸出國的碳排放買單，回應美國等國家擬制定包含“碳關稅”條款的法案。江南大學環境與土木工程學院教授阮文權提出，中國生產的大量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享用中國提供的產品，卻消耗了中國的能源，污染了中國的環境，現在發達國家反過來向中國征收所謂碳關稅，是沒有道理的。按照誰消費產品誰就該承擔責任的原則，應由中國向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
其三，不能只計算當前排放量，還要看歷史累計量。中國碳排放增長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而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已有上百年的時間，碳排放的歷史累計總量是驚人的。相比之下，中國碳排放累計量要遠低于發達國家。要讓國際社會正視中國特定的發展階段，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不能與發達國家承擔同樣的責任。
其四，國際碳談判中，應該更多地發揮國內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談判中要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力量和作用。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項目管理部項目經理王香奕、山西省呂梁市節能減排項目交易中心總裁陳屹飆等人介紹，在進行哥本哈根談判前，我國應發揮國內非政府組織的力量，甚至可以在會議期間組織民間團隊參加。我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加強溫室氣體減排工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國際上對這些工作并不了解或信任來自政府方面的宣傳。我國政府應加強與國內非政府組織的溝通與交流，讓這些機構將政府在低碳發展方面所做的工作向國外傳遞，為我們的“碳談判”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
其五，要求發達國家實現無償向發展中國家轉讓環境友好、有利于減緩氣候變化的先進技術和產品的承諾。《京都議定書》中要求發達國家把減排技術轉讓給發展中國家，比如新能源開發技術、碳捕捉技術等發達國家，然而實際進展與預期相去甚遠，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很少作為并有意回避這一點，并把責任推卸給了其國內的企業。我應強調在低碳經濟的國際合作中，不能依靠清潔技術的轉讓和產品出售來攫取利益，防止發達國家借“碳減排”來把發展中國家作為廉價減排工具和環保產品出口市場。
其六，在國際減排安排的談判中，要避免發達國家給中國施加過早、過急和過重的減排義務，但要闡明中國政府今后的努力方向和目標。
接受采訪的專家們認為，對內我們應認識到碳減排是遲早的事，不能因為西方國家借氣候變化“說事兒”，就回避“低碳經濟”的發展，應正確對待國際上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策略中的合理成分。據英國《斯特恩報告》得出的結論，及早開展相關行動在經濟上是占優勢的。因此，我國要與國家發展的長遠目標結合，及早著手發展低碳經濟，從而避免陷入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