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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僅為35.3%。建議用5年左右的時間使我國居民消費率達到“十五”規劃所確定的目標，即50%；再用5年左右的時間，到2020年使居民消費率提高到60%左右。
○過去十年，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下降13個百分點左右，假設這個指標都維護在十年前的水平，以2007年GDP水平測算(25.4萬億)，13%折合為3萬億左右。如果這3萬億能夠分配給勞動者，并且投入到消費領域，將對擴大消費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與其提高出口退稅，變相為國外消費者發購物券，不如將這些資金用于國內企業減稅，營造寬松的發展環境。積極減稅讓利政策應更多地向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傾斜。
○當前我國政府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比較高，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總消費結構，改變了社會消費行為以及企業的投資行為，使擴大內需的政策目標在實踐中走形變樣。因此在擴大內需的進程中，重點是有效約束政府消費。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召開以“擴大內需：體制與政策”為主題的改革形勢分析會。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財政部、國資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等四十余人參加會議。
會議圍繞如何擴大內需進行深入探討。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擴大內需是我國新階段改革發展的重要戰略方針。無論是從當前反危機的現實需求出發還是從中長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出發，迫切需要全面推進體制創新和政策調整。
一、把擴大內需作為新階段改革發展的戰略性目標
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客觀要求。有專家認為，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在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為經濟發展方式從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機遇。有專家提出，進入新階段，我國國民消費轉型升級趨勢明顯，但生產主導型發展模式制約了消費升級，使我國從生產大國轉向消費大國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為此，適應發展新階段的要求，形成消費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迫在眉睫。也有專家指出，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固然有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影響，但更主要的根源在于國內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尤其是內需不足、消費不足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為此，擴大內需，不僅是經濟社會結構調整的基本要求，也是后轉型時期改革發展的重大任務。
有專家指出，從中長期看，擴大內需是直接關系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大戰略。一是擴大內需與人的全面發展直接相聯。擴大內需的關鍵是擴大消費，消費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的發展。我國改革開放30年最大成就是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人力資本的積累還遠不到位，促進人的發展的體制機制還不完善。二是擴大內需是實現共享式發展的重要途徑。有專家指出，只有擴大內需才能實現共享式發展，而僅擴大外需很難做到。三是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只有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內需的基礎上，擴大最終消費需求，帶動相關需求，降低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才能有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強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有專家明確表示，未來即便外需得到有效恢復，還是要把擴大內需作為新階段改革發展最重要的戰略。
擴大內需應制定明確的戰略性目標。有專家認為，擴大內需應有清晰的規劃，尤其是提出明確的目標。例如，可以把居民消費率作為消費大國的核心經濟指標之一。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僅為35.3%。建議明確規定，用5年左右的時間使我國居民消費率達到原來“十五”規劃所確定的目標，即50%；再用5年左右的時間，到2020年使居民消費率提高到60%左右。
有專家建議，確定擴大內需的目標，需要把握新階段的新特點。與十年前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相比，當前擴大內需、尤其是啟動消費有其顯著特點：一是消費和私人財富積累密切相關，使擴大內需不僅是一種消費，也是一種財富積累；二是在當前消費更多地利用信用資源的背景下，其與風險的結合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三是傳統的消費數量擴張與現代的消費結構升級緊密結合；第四，改善性消費與保障性消費的結合程度越來越高。
抓住當前擴大內需有利時機的關鍵在于加大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力度。有專家指出，當前我國實施積極的擴大內需戰略，有比較好的時機與條件。一是隨著各級政府一系列反危機政策效果的逐步釋放，我國宏觀經濟形勢趨穩，保增長政策成效初現；二是消費增長速度有提高的趨勢，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正在顯現；三是外部市場對我國產生的壓力越來越大，形成明顯的“倒逼改革”的態勢。
有專家提出，抓住擴大內需有利時機的關鍵在于推進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在這方面，要努力實現“三個結合”。一是實現短期和中長期結合。在擴大內需時，要超越短期性考慮，從中長期的全局性戰略目標角度進行分析。二是實現政策調整和體制改革結合。三是外部和內部結合。有專家進一步指出，當前擴大內需必須有效處理四個方面的關系，做到“四個避免”：一是有效處理投資和消費的關系，避免投資增長快而消費增長慢；二是有效處理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關系，避免政府投資增長而民間投資萎縮；三是有效處理擴大內需和產能過剩的關系，避免形成新的產能過剩；四是有效處理擴大內需與體制改革的關系，防止國進民退，避免舊體制的回歸。
二、在深化改革中打破制約擴大內需的體制障礙
打破壟斷，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擴大民間投資。有專家指出，要擴大民間投資，關鍵在于打破壟斷，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例如，金融等高端服務業的投資應該加快放開，吸收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這既有助于解決行業發展問題，也有助于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再例如，目前投資最大的領域是鐵路，但鐵路的壟斷程度也是最高的。在路網、價格、車輛調動等各個環節受到控制的情況下，民間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愿意進入的，由此限制了民間投資，也對擴大內需造成不利影響。為此，全面啟動民間資本投資，要打破壟斷，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創造各種市場主體平等參與競爭的環境。
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改變“三個集中”的傾向。有專家指出，內需難以擴大、消費不足，與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直接相關。目前在初步分配中存在“三個集中”的傾向，即：從社會和政府角度看，財富不斷向政府集中；從勞方和資方角度看，財富不斷向資方手中集中；從普通行業和壟斷行業角度看，財富不斷向壟斷行業集中。這導致勞動者難以充分分享經濟增長的蛋糕，消費占GDP比重持續下降。
有專家提出，擴大內需，關鍵在于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扭轉“三個集中”的趨勢：一是推進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等結構性改革，從結構上解決國家、企業、個人如何分配的問題，建立穩定的利益博弈機制；二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建設，尤其是加快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以此從制度上解決民生問題，全面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費能力。
有專家指出，過去十年，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下降13個百分點左右，工資占GDP比重下降5個百分點左右。假設這兩個指標都維護在十年前的水平，以2007年GDP水平測算(25.4萬億)，13%折合為3萬億左右，這意味著勞動者能多拿到3萬億的收入；再就按工資算，5%折合1.2萬億。如果這3萬億或者1.2萬億能夠分配給勞動者，并且投入到消費領域，將對擴大消費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有專家提出，如果不解決勞資收入分配比例關系失調等重大問題，僅采取一些小的政策調整，無異于揚湯止沸。
把城鄉制度一體化作為擴大農村需求的制度基礎。有專家認為，擴大農村需求的基礎在于打破城鄉二元的制度安排，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專家指出，擴大消費應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如果能夠在制度層面解決1.6億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問題，改變其生活方式，由此所釋放的消費空間將難以估量。同時，農民工市民化后，必然帶動輸出地的土地流轉，尤其是在宅基地流轉方面形成巨大的市場空間。但目前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在地方層面存在許多障礙，需要從國家戰略層面考慮。
有專家指出，當前城鄉收入差距較大，農民增收困難，根本原因是農民缺乏人力資本，就業能力不足。為此，各級政府應當出臺“農村人力資本規劃”，加大農民人力資本投入，促進農村人力資本積累，提高農民綜合能力，為農民市民化奠定基礎和提供條件。有專家指出，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是城市化，但現在城市建設追求整齊干凈，還有各種行政門檻以及歧視農民權益的制度壁壘，大大影響農民在城市就業以及相應的市民化進程。
完善擴大內需的財稅金融體制。有專家指出，擴大內需需要推進宏觀層面改革，核心是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在財稅體制方面，有專家指出，要打破地方政府對土地收益的依賴；盡快開征環境稅、物業稅等以形成地方政府穩定的主體稅源；并且在征收方式上(生產環節征收或消費環節征收)上進行變革。在金融體制方面，一是大力發展民間金融，加強村民銀行和貸款公司建設并提供相應政策支持和服務；二是加大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有專家認為，出于風險控制的考慮，銀行存在明顯的大企業貸款偏好，對中小企業貸款存在隱形歧視，包括民生銀行這樣的由民間投資建立的銀行，貸給中小企業的只有23%，這導致中小企業資金緊張，發展受限。三是借鑒當前比較完善的支持出口的信用和金融體系，改革內銷的信用支持體系，降低國內金融信用風險，鼓勵并支持出口外貿企業轉向內需生產。
三、在政策創新中積極有效地擴大內需
擴大投資的重點在于啟動民間投資。有專家提出，當前，以政府“放債”為主要推動力的擴大內需難以持續，需要盡快啟動民間投資。如果政府投資不能對民間投資產生積極的帶動作用，投資以及整個經濟回升的可持續性將難以保證。有專家認為，從當前情況看，應從影響民間投資增長的關鍵因素出發，對癥下藥。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國內外投資者信心和投資能力；二是在公共服務投資門檻較高的情況下，民間資本投資空間縮小；三是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為此，要加快政策調整，盡快啟動民間投資。
在具體政策建議上，與會專家認為，長期以來，我國企業稅費負擔過重、居民消費增長過于緩慢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應實施更加“有的放矢”的“積極減稅讓利”政策，其主旨在于給企業減稅、讓利，增強企業活力，提高公眾創業熱情和消費能力，從而促進和拉動經濟增長。
有專家指出，自去年8月以來，我國已經數次上調出口退稅率，但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出口依然“一路下滑”。從國際市場的情況看，與其提高出口退稅，變相為國外消費者發購物券，不如將這些資金用于國內企業減稅，營造寬松的發展環境。企業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危機背景下，政府更有責任給企業減稅，共克時艱。在此基礎上，有專家進一步指出，積極減稅讓利政策應更多地向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傾斜。建議放寬對中小企業的專項貸款，為其提供技改、融資便利，解決其在轉型升級時期的特殊困難。
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有專家認為，當前家電下鄉等擴大農村內需的政策已取得一定效果，下一步，應針對農村有效需求，采取更具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有專家指出，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領域。此次4萬億的政策投資總量中真正涉及農業的約為3700億，不到10%。從農村發展角度看，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是加快城市化發展的重要條件，政府應將財政資金更多地投入到縣鄉農村基礎設施等領域。有專家提出，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力度至少可以在四個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一是消化國內過剩產能，改變傳統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的消化方式；二是縮小城鄉基礎設施差距，推進城鄉協調發展；三是充分吸納農村勞動力，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四是無論是以現金形式還是消費券形式來吸納農村勞動力，都將直接擴大農村消費。
把擴大消費的政策重點放在需求方。有專家認為，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采取一系列鼓勵消費政策的重點在于補貼供給方，而從需求方角度采取的政策力度還比較薄弱。擴大消費需要加強需求方管理，實施以補貼需求方為重點的消費政策。
有專家提出，從邊際消費遞減規律看，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更有助于增加消費。從農業和農村經濟形勢來看，今年農業生產問題不大，農產品豐收在望；但農民增收依然困難重重，收入增速甚至可能跌到新世紀以來的最低點，這將對擴大消費產生不利影響。作為我國最大的低收入群體，啟動消費必須增加農民收入，尤其是務農農民的收入。其政策重點是提高農產品價格，特別是糧食價格。也有專家認為，從短期擴大消費的效果看，在注重低收入群體的同時，要重點關注中等收入群體，他們更有可能成為擴大內需的主力軍。
有專家建議，鑒于我國收入群體的多樣性、復雜性和關聯性，逐一的分項政策不具有可行性，應統籌安排，整體布局，制定并實施“居民收入增長規劃”，其重點是增加居民收入和擴大居民消費，尤其要明確居民收入增長率和消費率的增長目標，并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中。
實施“和諧世界計劃”，把外需有效地轉化為內需。有專家認為，在外需萎縮且恢復前景不樂觀的背景下，我國希望通過傳統的優質低價商品獲取更多國際市場份額的方式已經難以為繼。現行的出口退稅等政策難以解決發達國家需求萎縮帶來的現實問題。為此，有專家建議，在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建設和諧世界”理念的基礎上，可以推出并實施“和諧世界計劃”，即我國政府將人民幣借給其它國家投資或消費，借款國以人民幣購買我國產品和服務。對此，有專家進一步指出，當前我國已具備實施這一計劃的能力和基礎，比如外匯儲備多、人民幣國際市場認同度高、已經“試水”人民幣債等。而且，實施這一計劃不僅有助于緩解國內產能過剩矛盾，也有助于提高我國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發言權。
四、推進政府改革與自身建設，為擴大內需奠定體制基礎
打破兩個“二元”疊加并同向作用的格局。有專家認為，新階段擴大內需，關鍵在于政府轉型。要通過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推進政府自身建設，為擴大內需奠定體制基礎。有專家提出，我國擴大內需之所以面臨重重障礙，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和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的疊加。一般來說，行政主導與市場主導的作用是相反的。市場力量如果擴大發展差距，行政力量則縮小發展差距。有些國家的發展差距比較大主要是由于市場主導的二元結構(如非洲的莫桑比克)；有些國家則主要是由于行政主導的二元結構(如前蘇東國家)。而我國的發展差距，既有市場的力量擴大城鄉差距，又有行政的力量在擴大城鄉差距，而且兩個力量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究其根源，在于政府職能的不合理。例如，在再分配中，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僅沒有縮小差距，反而擴大了發展差距，并且直接制約了居民消費預期。擴大內需，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在縮小市場發展差距中發揮重要作用，進而穩定居民消費預期，提高居民消費率。
約束政府消費，防止擠占民間消費。有專家提出，當前我國政府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比較高。“六五”期間政府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為22%左右；此后持續上升，進入“十一五”期間，政府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達27.3%。不考慮政府等因素，政府消費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總消費結構，改變了社會消費行為以及企業的投資行為，使擴大內需的政策目標在實踐中走形變樣。因此，在擴大內需的進程中，重點是有效約束政府消費。
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有專家指出，中央提出“有保有壓”，但在當前GDP考核模式下，很多地方政府基本上是只保不壓。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主動壓縮自身所在地區的產能，會在短期內對GDP增長帶來負面影響。其負面結果是一些地方的落后產能增長反而更快，落后產能過剩的問題進一步惡化。打破“只保不壓”的怪圈，關鍵在于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改變干部考核機制。
有專家認為，影響擴大內需的深層次體制因素來源于政治領域，核心是由誰來主持國民收入分配。如果由脫離公眾的利益主體(如壟斷企業)來主宰國民收入分配，社會公眾缺乏話語權的話，收入分配必然向壟斷企業集中，使壟斷企業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額大大高于其他勞動者的份額。因此，擴大內需必須打破勞動者缺乏發言權的制度安排，保障其在收入分配中的權利。有專家建議，在實踐中可采取多種形式。比如構建社會紅利體系，不僅能使勞動者獲得最基本的保障，也能使其參與國有資產、國有資源的收益分配，進而從體制上解決產業結構扭曲和投資消費結構扭曲的問題。
(與會專家學者的發言本版將從下期連續刊出，敬請關注。———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