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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美國著名私募股權投資公司百仕通集團(前譯黑石)首席執行官斯蒂芬·施瓦茨曼向紐約公共圖書館捐贈1億美元，這筆巨款將用于圖書館的現代化改造。據稱，這是紐約歷史上數額最大的文化捐款。圖為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的閱覽室。新華社記者侯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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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河南鞏義市科技股份有限恒星公司建農民公寓和150孔窯洞，低價賣給焦灣村村民，改善村民居住條件。公司董事長謝保軍在12年創業歷程中，始終堅持企業回報社會。12年來，謝保軍和恒星公司為村鎮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社會公益事業捐款1900余萬元。新華社記者徐亮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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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款捐10萬是捐，捐100萬也是捐，怎樣才算盡到了社會責任？”在日前舉辦的“2009年金融危機背景下公司社會責任高層論壇”上，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長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工交司司長趙曉光等專家在論壇上表示，企業社會責任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有關部門應用法律規范決定最低限度的道德義務，并建立褒揚鼓勵的法律機制。他們同時建議，有關部門應加快構建上市公司社會責任評估系統和市場機制，促進我國上市企業全面履行社會責任。
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仍在路上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建平表示，作為中國企業的領頭羊，一些上市公司依舊秉持股東中心論，在踐行成熟社會責任理念方面“路漫漫修遠”。“具體來說，觀察全球，這些公司發現承擔社會責任并不能挽救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減弱。放眼國內，它們又對如何履行社會責任感到迷茫。”
“正是部分金融機構、對沖基金、房地產商過于看重短期利益、忽視社會長遠發展的要求，才引發了金融危機，因此，中國的上市企業不能只看結果不看原因，看不到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宏源證券董事長湯世生對記者表示。
早在2002年，中國證監會在《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中就規定了“利益相關者”概念，即“上市公司應尊重銀行及其他債權人、職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利”。然而，有關專家指出，缺乏精確、公正的社會責任評價標準，是上市公司未能充分顧及關聯方利益、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原因。
“缺乏一個具體量化的標準，每個公司的情況不同，怎樣才算較好履行社會責任？”王建平表示，由于對社會責任界定不清，一些上市企業往往會為短期商業利益從事“公關”活動，并稱之為履行社會責任，類似情況值得上市公司及其股東、監管者的深思，建立社會責任評估模型刻不容緩。
評估系統和市場機制雙管齊下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對記者說，在構建社會責任評估系統的同時，也應加強社會主義企業社會責任市場機制建設，使得監管者、經營者、投資者、消費者腦中都有社會責任。
“希望政府能在近期牽頭制訂社會責任評價標準，包括完善上市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制度、編制上市企業社會責任指數等系統評估體系。”劉俊海說，社會責任指數應相當于上市公司的“年度體檢”，而上市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應加快制度化，應以年報、季報、周報、臨時報告等多種形式加以呈現，以求準確反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
他認為，監管者、經營者、投資者、消費者四方都應努力，為上市企業踐行社會責任提供推力。如美國原副總統戈爾的世代投資管理公司秉承可持續投資理念，只投資于法律和商業倫理鼓勵的產業。投資者應根據上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程度，決定投資與否和投資方向。同樣，消費者也應通過自身的消費選擇，對促進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產生影響。
“政府部門則可以使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比如在采購方面適當傾斜，通過綠色采購評標委員會給予1%到1.5%的優惠參數，在稅收等宏觀政策上也給予優惠。另一方面，政府也要依法追究社會責任履行不力企業的責任。”劉俊海說。
業界爭議社會責任實現途徑：法制建設還是道德建設
2005年10月，修訂通過的《公司法》在第5條中規定，公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通過法制建設還是道德建設來實現上市公司社會責任還存在一定爭論。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曹守曄認為，社會責任應該是企業在謀取利益最大化之外，在促進人權進步、社會發展等方面所應肩負的努力，企業應自覺提升道德水平，履行社會責任義務。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管曉峰則認為，社會責任不應上升為法律責任，因為這樣一來公司的自主經營權便得不到保證。與此同時，法律可以起到規范、分類上市企業社會責任的作用，甚至可以界定不同公司社會責任的大小“目前的煤炭資源稅僅為2%，石油資源稅僅為1%，可通過調整稅法稅率對一些能源企業進行社會責任‘追加’。”
臺灣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林桓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指出，可將企業社會責任理解為企業資源社會化產生的效益通稱。政府應在法律法規中設計誘因機制，促進上市企業資源社會化運用，從而實現社會責任。
有專家向記者介紹，歐美地區企業的社會責任理念多年前就已通過立法規范。
最高人民法院二庭庭長宋維明指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法制化建設應“張弛有度”，在法律調整范圍內，需要強制規范的企業社會責任，應立法解決；而法律并無強制規范的范疇，如慈善事業、保護弱勢群體、商業道德等方面，還是通過公司內部協商機制進行處理。有學者表示，如果為社會責任頒布細法，如何把握上市公司和政府兩者的“邊界”將成為難題。
“中國的上市企業還是青少年，如何通過法律引領、道德建設等多種方式，成功教導青少年踐行社會責任，是全社會的話題。”宏源證券董事長湯世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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