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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華菱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與澳大利亞第三大鐵礦石供應商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以下簡稱FMG)，5月8日在長沙宣布達成全面業務合作框架協議。
2月24日，華菱與FMG在香港簽署的股權合作協議，曾受到海內外財經界廣泛關注。隨后，這一協議得到了澳大利亞政府以及中國國家發改委等相關部門的批準，4月29日，完成全部交割，華菱獲得了世界第四大鐵礦石供應商FMG17.34%的股權，成為它的第二大股東。
在5月8日上午召開的關于與FMG股權合作的記者招待會上，華菱集團董事長李效偉用“談戀愛”比喻雙方一年多來的試探與接觸。這樁先前并不被普遍看好的姻緣，是如何順利地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并進入蜜月期的呢？
“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來自中國的戰略伙伴”
2月24日，在香港簽署股權合作協議時，FMG集團CEO安德魯·弗利斯特說，他們一直在尋找一個來自中國的戰略合作伙伴，經過四年時間，終于找到了擁有優秀管理團隊的華菱集團。
有媒體人士認為，安德魯·弗利斯特的這番話，是在洗刷自己曾經的“壞名聲”。
此前，這個建立在“中國需求”之上的澳大利亞鐵礦石供應商，曾與中國鋼鐵企業廣泛接觸，與每一家都談股權合作，均無果而終。FMG的股價，卻在中國概念的拉動下扶搖直上。
對此，大多數關注FMG動向的人士在懷疑FMG的誠意，同時也對FMG的儲量等核心問題存在質疑。當市場上流傳有中國企業仍在與FMG接觸的消息時，財經界人士提醒企業在進行海外資源戰略時要多一份警惕，不要理睬新興的、資產質量不夠優良、前程未卜的新興礦業公司。
3月31日，華菱與FMG股權合作協議獲得澳大利亞財長斯萬審批。與此同時，卻傳來了澳大利亞證券投資委員會(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下稱ASIC)起訴FMG公司和安德魯·弗利斯特的消息。
ASIC指控FMG公司和安德魯·弗里斯特在2004年8月23日至11月9日期間發布的公告中，曾發布誤導性和欺騙性的信息，夸大了其與中國三家公司所簽署的合同內容和影響，錯誤信息導致大量投資者做出了錯誤的判斷。ASIC同時指控FMG和弗魯斯特未能遵守《公司法》中持續披露信息的原則，沒有及時對公告信息和簽署協議的內容進行公開。
“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一定要重視輿論監測”
“先前，安德魯·弗利斯特確實是想在中國尋求戰略合作伙伴的話，他就是眼力不濟，沒發現合適的對象，”李效偉邊說邊作昂頭向天狀道，“剛開始見面時，他的姿態很高傲。后來，當他明白華菱就像是為他量身定做的對象時，他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
“我們是2008年4月2日開始正式接觸的，”一名參與項目談判的工作人員說，“到3月31日這一項目通過澳大利亞財長斯萬的審批，差一天就經歷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直到2009年2月24日，華菱與FMG達成股權合作協議前幾天，媒體上才有FMG可能在與華菱集團等中國企業接觸的不確切說法流傳。此前，FMG只要與中國企業接觸，安德魯·弗里斯特接受采訪的消息就滿天飛。
“談判前，我們就對FMG和安德魯·弗利斯特進行了摸底調查，談判一開始我們就簽了保密協議，”這名工作人員說，“在集團內部，只有項目組的工作人員和負責這一項目決策的少數領導知道此事。我們盡量不公開談論這個項目，必須談及時都用代號指稱。”
“投資項目，就像是談戀愛，看對了眼就下手，方法因人而異。”華菱集團董事長李效偉透露，當集團決定與FMG談判時，不僅根據國際通行做法聘請了優秀的財務公司、優秀的投行團隊、專業法律顧問，還聘請了國際知名財經公關公司。
“把握輿論先機，太重要了。”談到技巧，李效偉特別強調財經公關在國際商戰中的作用。他說，根據輿情監測分析，FMG成立以來，與中國的往來十分活躍，媒體的相關報道與說法很多，概括地說“FMG執行總裁安德魯·弗利斯特是一個造勢的高手、資本運作的高手”。
“引導輿論營造有利于自己的氛圍，這也是一種‘國際慣例’。”李效偉說，“換個角度，我很欽佩安德魯·弗利斯特，短短五年的時間做到今天這樣，確實很不容易。”
李效偉說，他接觸與了解到的海外公司都擅長運用媒體造勢，FMG與他們只是“何其相似乃爾”。中國古代戰爭與商戰謀略也很重視這一點，但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洗刷，令現代中國商人、企業家淡忘了老祖宗的訓導。
“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一定要重視輿論監測，也要懂得利用機會，通過傳媒做自我推介，”李效偉說。“輿論總是先入為主，不能放任對手向媒體提供不利于我方的炮彈！”李效偉說。雖然簽有保密協議，但為了以防萬一，華菱還是聘請了國際知名財經公關公司，參考他們對輿情處置的專業化建議。
“基于利益立場的婚姻，當然要講門當戶對”
2月24日，當華菱鋼鐵集團將通過協議轉讓股權的方式成為FMG第二大股東的消息傳出時，中國企業對澳大利亞礦業的興趣，成為國際財經界熱門話題。此前，已有中鋁增資力拓、五礦集團收購澳洲礦業的動議。
即使在華菱集團已經與FMG初簽協議，依然有人認為FMG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利用中國概念抬高自己的身價，不會真正與中國企業締結戰略同盟。即使真與中國企業合作，可能是碰上了邁不過的“坎”。他們反復提醒華菱集團要謹慎。
“準確地說，我們這是利益婚姻。講的是門當戶對，不能像真正的婚姻那樣看重情感與緣分，”李效偉說，“我們當然要看雙方是否匹配，盤算結合是否有利于各自的前程發展，談判桌上據理力爭、權衡進退的同時，還要在心底里提防對方的小九九。”
“我們的原則是各取所需，謀求雙贏，”李效偉說，“他需要市場、需要實現中國戰略，我需要資源，需要完善價值投資戰略構架。”
“首先，他來中國是打著反壟斷、服務中國企業的大旗，很對我們的胃口，”李效偉說，“國際三大鐵礦石巨頭對價格的壟斷使中國所有的鋼鐵企業、尤其是大型鋼鐵企業深受其害，中國鋼鐵企業的利潤猶如嚴重的水土流失，被長協礦吸走了。華菱雖然不是受害最嚴重的，但我們一直在未雨綢繆，謀求通過行業重組，努力實現年產3000萬噸鋼的規模，搭建合理的產業鏈，尋求上游產業鏈的支持。可以說，完善供應鏈，解決制約華菱發展的資源瓶頸問題，是華菱與FMG實現股權合作的最大動力。”
在國內鋼鐵企業排名中，華菱鋼產量排第十位，銷售收入列第九位，利潤居第七位。根據華菱集團未來的發展規劃，到2011年，華菱集團將力爭實現年銷售收入1180億元，年實現利稅總額170億元，其中利潤70億元，稅金100億元，集團總資產達到約1000億元。但華菱集團是國內少數沒有鐵礦資源的內陸鋼企，鐵礦石全部依靠外購，進口礦占55%，國內礦占45%。到2011年，華菱的鐵礦石需求達到約3000萬噸。
“其次，我們也看重他們的發展勢頭，他們在短短的四五年內成長為世界第四大鐵礦石供應企業，在企業管理與科學決策等各相關方面，肯定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李效偉說，“這些年來，我們對FMG的發展一直保持高度關注。早在4年前，華菱湘鋼就與FMG公司簽訂了供礦協議。去年4月，雙方高層開始深入接觸，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和合作框架協議后，為了探明FMG的虛實，我們不僅請了專業機構評估，還曾數次派人到澳大利亞實地考察，我本人就去了兩次。今年2月，項目組又專程赴澳大利亞對其進行了盡職調查。從地緣特征、資源儲量、生產規模、基礎設施、中長期發展前景以及未來增長潛力等多方面進行分析。”
“要取得與海外企業合作與管理方面的經驗，貼身學習是最直接與便捷的途徑，”李效偉說，“因此，我們堅持要派出董事，了解并參與經營管理。”
“對FMG來講，華菱的優勢就更多了。”李效偉說。
“首先，FMG的成長是建立在中國需求之上的，有一個中國的合作伙伴對它來講，有著非同尋常的戰略意義。”
這一點，FMG自然是心知肚明。當他們與華菱的股權合作協議塵埃落定之后，他們更明確地宣揚中國對FMG的意義。據媒體報道，2009年4月17日至19日的“博鰲亞洲論壇2009年年會”上，FMG集團執行董事Russell-SCRIMSHAW說：FMG是中國的一個孩子，如果沒有中國巨大增長，FMG絕對不可能成功。
“其次，FMG從華菱能找到共同語言。華菱是省屬國有企業，旗下既有上市公司，也有外資合作企業，是一家產業多元化的混合型企業集團，有與國際鋼鐵巨頭安賽樂·米塔爾公司成功合作的經驗，華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還在2008年完成了參股澳大利亞金西鐵礦的項目，”李效偉說，“我們懂得用國際化商業語言和他們打交道。因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不完全理解，他們對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有著莫名擔憂。我們到一個新餐館吃飯時，食客的多寡會影響我們的判斷，與安賽樂·米塔爾的合作，無形中會起到示范作用。”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湖南省委、省政府非常支持華菱與FMG合作，這使他們吃了定心丸。”李效偉說。
“位于長沙的中南大學與長沙礦冶研究院，擁有全世界領先的低品位礦的開發利用技術與研發能力，這是FMG最需要的技術，也是我們相互青睞的原因之一。依托我省中南大學及相關科研院所開展低品位鐵礦開發、原礦加工等方面的合作，能使鐵礦石資源在最大程度上得以開發利用，”
李效偉說，“只要經濟向好，鐵礦石價格就會上漲，礦業公司加速擴張，過去無人問津的低品位礦區又將備受關注。”
“而且，FMG與我們的投資能力匹配，”李效偉說，“我們在中國鋼鐵企業中排在前十位之列，與前三位的實力有較大的距離。FMG是新型的鐵礦石供應商，與國際三大巨頭無法相比。”
2008年11月24日晚，澳大利亞FMG公司首席執行官安德魯·弗雷斯特與湖南省長周強會見。根據媒體的相關報道，德魯·弗利斯特表示，FMG對目前華菱集團以及湖南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充滿信心，并尤其看好以中南大學為代表的一批湖南高校強勁的人才和科技實力。
當時，各方當事人都對正在操作中的股權合作閉口不談。事后回想，那應是FMG考察華菱、華菱展示優勢的一個場景。
“我們只需在商言商”
華菱集團黨組副書記曹慧泉曾作為代表去澳大利亞接受有關詢問。他事后回顧說，對方的關注點印證了華菱對澳洲國情與商情的基本判斷，再次證明了一些外國政府與民眾對中國的了解并不充分。
據介紹，詢問的人是澳大利亞政府財政部外國投資與貿易政策司的有關負責人。令曹慧泉沒想到的是，與交易細節相比，該負責人更多的在詢問華菱與米塔爾的合作情況。
“我們應答自如，無話不談，我告訴他我們華菱集團是一個多元化企業，有國際合作的經驗，”曹慧泉說，“我們想讓他們知道，中國很開放，中國商人也是在商言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既懂得維護自身利益，也知道如何遵循所在國的商業規范。”
“事實上，我們當時說的都是真實想法。我們做企業，當然要根據企業價值來考量與決策。”曹慧泉說。
“也許是湊巧，或者是因為我們對時勢判斷的趨同，幾家中國企業在同一時間段意圖投資澳洲礦產資源類企業。這才造成了海外傳媒對中國企業政府背景的猜想。”曹慧泉說。
曹慧泉說：“國家的強盛、開放的胸懷、悠久厚博的文化，就是我們中國企業與商人最大的底牌。對于企業來說，我們只需要盡自己的本分，在商言商、按商業規則出牌。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都要了解當地的習慣與規則，考量是否能夠達到雙贏的目標，這樣做出的決策才不會出現重大失誤。”
“我們當然會爭取家長的理解與支持”
2008年4月，曹慧泉和華菱集團副總經理龍建中等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碰到FMG的相關代表，FMG的代表向華菱伸出了橄欖枝。他們立即向董事長李效偉作了匯報。
當時FMG的股價很高，收購不到15%的股權就要200多億人民幣。作為省屬最大國有企業的董事長，李效偉立刻請示了省委書記張春賢和省長周強。
“張書記和周省長都很了解我們鋼鐵企業的處境。他們都說‘不要小瞧了這件事。’你華菱把鐵礦石資源的問題解決了，就煉就了金剛不壞之身。”李效偉說，“省委、省政府、發改委、國資委等相關職能部門都一直信任我們、支持我們。他們要我們以積極的態度做這個項目，選擇合適的時機把它拿下來。”
“當媒體質疑我們時，我們也主動向書記、省長做了匯報。春賢同志說‘你們覺得對的事，就放心大膽地去做吧，我做你們的后臺！’”，李效偉說，“如果把省委書記、省長看成我們省屬國有企業的家長的話，他們真正稱得上是開明的家長。”
談及媒體對“三點承諾”的關注時，李效偉說，“國家相關部門，也是信任我們、理解我們的。在審批走程序時，問些問題很正常。只不過是有人捕風捉影猜測發改委的意圖罷了。發改委自始至終都沒有正式質疑過我們的項目。”
“價格談判的時候，我正陪同省長在巴西作商務考察，當時對方要求按當時的市價確定為兩塊八，我們當然不會同意。到底定多少，我心中沒底。向省長請假留在賓館電話談判時，就順便向省長匯報了我的不安。省長問了一般定價規則后，指示我們爭取在兩塊六以下拿下來，”李效偉說，“后來，我們與對方確定了一個定價方案，兩塊四毛三就拿下來了。我覺得這個任務完成得還不錯。”
“以前要200多個億的時候，我們就決心要做這件事。現在只用了10多個億就拿下了17.34%的股權，”李效偉說，“我們是從長遠利益出發構架這個項目的。正好碰上全球經濟低迷，他們迫切需要中國資金與市場的支撐，才給了我們低成本介入的大好時機。”
身兼華菱集團董事長與中國鋼鐵業協會副會長雙重身份的李效偉說，“中國鋼鐵企業將進入‘新三皇五帝’時代，華菱的目標是成為新五帝之首。”他解釋說：中國鋼鐵業界，曾經有個“三皇五帝”的口碑野史，現在為華菱集團全資子公司之一的湘鋼位列五帝之列。李效偉坦言，他重提論資排輩話題，是因為方興未艾的兼并重組打亂了固有的排序，世界經濟的風云變幻正開啟著不同尋常的機會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