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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調查發現，新生代青年民工受教育的程度比老一代有所提高，他們的就業觀念與老一代有鮮明反差。據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調查，老一代農民工進城的目的主要是：賺錢、蓋房子、娶媳婦、養家糊口、供孩子上學。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動因主要是，“剛畢業，出來鍛煉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學一門技術”“在家鄉沒意思”“羨慕城市生活”“外出能夠享受現代生活”等，共占到71.4%。
由于缺乏務實的就業觀念，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上表現出很多不成熟的方面。不少企業說，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崗位比較挑剔，怕吃苦、愛面子等，影響了他們的就業。記者在河南、山東、陜西等地的人力資源市場采訪時發現，盡管很多青年農民工處于失業狀態，但他們對大量缺工的家政、餐飲等服務業興趣都不大。
很多企業認為，青年農民工缺乏持久性。河南省信陽利來針織有限公司負責人俞達啟說，這幾年公司初高中剛畢業的學生一個也沒招，經常是招進來剛培訓好就走了，企業等于是虧本在搞培訓。鄭州活力飲用水公司的負責人告訴記者，現在公司送水工每月底薪800元，公司管吃管配電動自行車，每月加上提成收入在1200元至1500元間，但招來的年輕人干不了幾個月就走，不是因為待遇低，而是覺得沒面子，受不了一些客戶的臉色等。
據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吳鵬森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的兒童時代大部分是兩類情況，一類是被滯留農村的“留守兒童”；一類是在城市出生或成長起來的“城中村兒童”。“留守兒童”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社會化機制的缺損，家庭對于許多留守兒童來說，是有名無實的；缺少家庭這個最關鍵的社會化機構，人的社會化過程必然會出現各種問題。在城市長大的農民工子女對于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已經沒有“記憶”，對自己無法擺脫戶籍制度的束縛更加痛恨，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已經完全不同于父輩。
專家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缺乏責任意識和回歸意識，在這種“留城無望、回鄉不甘”的社會心理環境下，他們便感到人生絕望，并導致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扭曲，如果再遇上生存困境、外部誘惑、亞文化的驅動等等因素，就會導致其中一部分人最終走向犯罪。
綜合素質欠缺：不能適應未來發展要求
“小陳熱線”創辦人陳明鈺說，新一代農民工渴望城市生活、思想活躍，急于外出闖世界，但缺乏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長，這是他們的一大軟肋。另外，新一代農民工也將是新農村發展的希望，他們在這方面的技能素質更是嚴重不足。這不僅是一個眼前就業問題，作為未來的主力軍，他們的素質將直接影響“中國制造”和新農村建設的水平。
新一代農民工在受教育程度上雖普遍高于老一代，但在專業技能方面卻沒有多少提高。河南省固始縣是一個勞務輸出大縣，每年新增勞動力近萬人。縣勞務輸出服務局副局長周德寶說，80、90后的孩子學校畢業后，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但在學習技能培訓時存在觀念誤區，都愿意學電腦、開車、外語等看似時髦，實際卻是普及性的本領，而不愿意學焊工、廚師等真正需要的專業本領。
除專業技能外，一些企業還反映，新一代農民工更欠缺基本的職業素養，這是最讓他們頭痛的。山東長明紡織業有限公司經理張英俊告訴記者，新一代農民工腦子靈活，精力旺盛，就是因為腦子太活了，所以常常不能踏踏實實地干活，一遇到不順心的事情就鬧情緒，提要求，甚至辭職。他們對企業的生產計劃執行不認真，不能按時完成訂單，這是企業最大的損失。一些企業老板認為，基礎職業素質教育，應該在義務教育階段或者技能培訓中加以強化。
農村技能培訓也迫在眉睫。一些專家認為，未來的“三農”發展也還需要新生代農民工。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必須承擔起農村建設、農業發展的重任。但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未來農村發展后繼乏人的問題已相當突出。陜西鎮安縣一位農村致富能手告訴記者，他們夫妻兩人靠養殖、種菜，每年收入也有五六萬元，孩子盡管在城里收入還不如他，但就不愿回來。沒辦法，他只好雇人，一年光工資就支付一萬多元。他最擔心的是過幾年干不動了怎么辦。一些基層干部擔憂：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業一竅不通，將來的新農村建設和農業發展靠誰支撐？
創新教育培訓體制合理疏導化解矛盾
采訪中記者發現，大部分新一代農民工已經不甘于繼續扮演城鄉“邊緣人”的角色，不愿意再重復父輩打工掙錢、回家蓋房結婚、種地的生活軌跡，希望能夠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將來在城市能夠享有養老、醫療保障，能有資格申請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包括考慮將來的子女教育問題。一些專家認為，從長遠看，要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必須明確農民工新興產業工人的社會角色定位，從醫療衛生勞動保障等方面入手，幫助其完成從鄉村到城市的真正過渡。而從目前看，亟待采取以下積極措施。
一是整合國家現有培訓資源渠道，提高培訓水平。許多基層干部向記者表示，當前，青年農民工素質亟待提高，國家相關部門的就業培訓計劃種類不少，花錢不少，但始終沒有形成合力，效果難如人意。目前，教育、勞動、扶貧、農業等部門均有培訓資金，但分散使用缺乏統籌，培訓補貼上基層急需的設備和師資經費全靠地方政府自籌，而勞務輸出大縣往往是財力緊張投入不足，導致培訓結果與實際企業需求差距較大。
二是建立對青年農民工的農村社區教育和終生教育機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錄堂認為，金融危機充分顯現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工作性轉移和生活性轉移兩張皮的現象。他建議，應當嘗試建立起對農民的社區教育和終生教育機制，現有的農村職業教育不能只為城市產業服務，還應該重視對于提高農村人力資源持續開發的教育，為農村的生產生活服務。
三是針對當前滯留城市的青年農民工可能出現的新問題，切實保障其合法權益。同時，在心理咨詢和心理指導日益普及的今天，農民工單靠自身難以走出“失業”的陰影，由于缺乏引導，農民工做出違法亂紀的事情不少，而其誘因卻往往十分瑣碎。如果能對農民工、尤其是失業農民工及時進行心理干預，指導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多惡果可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