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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參考報》兩會報道特別策劃：信心中國]
金融危機下，中央政府四萬億元投資舉措成為各界關注的重點，資金如何籌措？項目如何選擇？資金投向何處？記者就此采訪了有關專家。
四萬億元資金如何籌措？
“到2010年底中央將拿出1.18萬億元投資，這也正是政府的一個取向，即四兩撥千斤，用財政投入帶動信貸資金，乃至民間投資，共同完成四萬億元投資規劃資金的籌措。”財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員李全表示，中央財政投資的先期導入必將帶動廣泛的民間投資。
對于四萬億元投資計劃資金的籌措，李全認為，中央財政可以通過調節預算資金和發行長期國債來解決，其后應該會有銀行資金的大量涌入。
在目前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銀行信貸資金的流動性壓力不大，起碼可以滿足一些新開工項目的資金需求，這對銀行而言也是一筆長期穩定的收益。
“民間資金是充裕而富有流動性的，這在去年典當、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的業務火爆中可以看到。”李全說。
“中國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實施赤字財政。美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是去杠桿化，在這一點上，中國和美國情況恰好相反。從2000年到2008年下半年，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但是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率卻有所降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說。
“通過適當的赤字財政來應對外部沖擊，中國已經積累了一定經驗。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中國迅速推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巴曙松說。
實際上，十年后再次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用意更為深遠；既要有效擴大投資，又要有力刺激消費、保障民生；既要利于拉動當前經濟增長，又要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
巴曙松認為，現在中國正面臨著再杠桿化的大好時機。2000年，中國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值僅2.5%，現在還不到1%。因此，中國在擴大財政赤字、提高負債率方面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同時，中國國債占GDP的比重僅有22%，而西方國家這一比重高達70%以上，中國同樣存在一定的負債空間。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也表示，目前，發債空間較大。若按國際警戒線——3%赤字率及60%國債負擔率計算，2009年國債增發空間在5000億元左右，2010年可以再增發6000億元左右。財政國庫現金存量巨大，國債發行應較為順利。
連平認為，在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帶動下，今年信貸增長有望加快，預計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4.8至5萬億元。
四萬億元投資去向何處？
公開資料顯示，在今后兩年新增的四萬億元投資中，超過一半用于保障性住房、農業、教育、醫療衛生、生態環境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支持災后重建等民生工程。
四萬億元的投資方向，第一是民生工程；第二是滿足農村農業農民的需要；第三是基礎設施建設；第四是醫療衛生、文化教育投資；第五是生態保護、保護環境建設；第六是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投資。
有關專家表示，四萬億元中沒有形成大規模生產能力的投資，更沒有“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型）的投資，這些投資或直接改善了人們生活條件，或通過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間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四萬億元的關鍵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重在破解中國經濟的幾大長期結構性頑疾。”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張茉楠說。
張茉楠認為，四萬億元投資更多的使命是促使經濟內生的增長，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最為直接的驅動方式，就要素投入結構而言，在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投入貢獻為69.5%，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僅為32.8%，而且近幾年還呈現下降的趨勢。
其次，此次4萬億元投資關鍵要協調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均衡。從4萬億刺激經濟方案的構成看，主要是將基礎設施、農林水利、交通通信、環境保護、城鄉電網改造等公共事業等作為重點投資領域，而這些領域恰恰是吸納就業能力較弱的行業。
當前中國最需要尋求全球新布局機會
“當前中國最為需要的，可能并非一味強調基礎設施投資和財政赤字的所謂凱恩斯主義，也不是一味放松貨幣到零利率的貨幣主義，而是強調通過改革釋放體制活力、通過開放尋求全球新的布局機會。”巴曙松說。
巴曙松表示，現在仍有很多能夠吸收大量就業、培育內需增長點的行業，由于嚴格的準入管制、準入門檻以及壟斷，社會資金無法進入。“如果能夠充分利用這次機會，打破行業壟斷和管制，完成內需主導增長的格局轉型，中國就有機會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長點。”巴曙松說。
“今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調是‘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擴大內需的來源主要有兩部分，消費拉動和投資驅動。投資，特別是財政投資，對拉動經濟的效果非常迅速，而通過增加收入、減稅等方式促進消費的時滯效應較強。”巴曙松說，如何平衡以應急為目標的基礎設施投資刺激與促進消費增長為目標的結構調整目標，將是政策決策中的一個難點問題。
巴曙松認為，要想有效解決過度依賴投資和產能過剩等問題，關鍵還是消費擴大的政策措施。
“1998年，中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所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無疑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10年來的增長情況看，消費對GDP的貢獻度卻持續從當時的45%左右下降到35%左右，處于歷史較低水平。”巴曙松說，相對于1998年，現在需要在擴大內需方面進行更多改革和創新，在社會保障制度、養老、醫療等多方面有更多實質性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