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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商品流通:從憑票供應到擴大內需[圖]
    2008-11-07    作者:葉奇元    來源:經濟參考報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由于糧食供應緊張,我國長期實行限量供應政策。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糧票”逐漸取消。   1987年的天津市服裝七廠,職工們在試穿出口的牛仔褲。改革開放之初,牛仔褲被認為“盲目模仿西方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2004年,北京金源時代購物中心。號稱當時世界最大的單體商場。
  1983年美聯社發的照片,一位年輕小伙與母親共賞立體聲收錄機播放的音樂。   兩名外國游客在北京秀水街購物。人們在觀看奧運賽事的同時休閑購物,前門大街、秀水街人來人往,生意紅火。    2008年的車展,汽車成為進入21世紀的中國人追求的時尚商品。

  30年對歷史長河來說僅僅是彈指一揮間,但最近這30年我國人民生活的變化卻令世界矚目。就從商品來說,“全球各種名牌在中國都能買到”在30年前無疑是癡人說夢;而在今天,即使這句話可能有點“過”,但基本靠譜。
  商品是市場上買賣的物品,也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為交換而生產的勞動產品。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章的題目就是“商品”,可以說一國商品的數量、質量和檔次基本上反映了國民的生活水平。

憑票憑證的“窮年代”

  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花錢買商品是天經地義的,“購物票證”即使聽說過也是完全陌生的東西。而經歷過那段商品極度短缺年代的人們,對此卻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對當時的人來說,票證是“第二貨幣”。沒有票證,基本生活就沒法保證。在某種程度上說,票證特別是糧票甚至比人民幣還重要,因為有些農民出售雞蛋等農副產品,不收人民幣只收糧票。
  1955年8月25日,我國正式發行糧票,這一天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市鎮糧食供應暫行辦法的命令》。同年還發放了食用油票,此后又發放了布票、棉絮票、肉票、白糖票等。當年的“購物票證”名目繁多,幾乎涵蓋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魚票、豆制品票、香煙票、針織品票、毛線票、鞋票、肥皂票、洗衣粉票、火柴票、家具券、手表券、縫紉機券、自行車券、電燈泡券、電視機券等,除此之外,就連瓜子、花生、豆腐、食鹽等也都離不開票證,有些年代蔬菜也要憑票證供應。直到1980年前后,北京的冬儲大白菜還是憑購貨本供應,一級、二級菜是限量的,三級菜才是敞開供應。
  上世紀90年代初,筆者在采訪商業部時,曾問過我國到底發過多少種“購物票證”,回答是許多票證是各省市發的,具體數字不清楚,大概有七八十種吧。最近看到山東省檔案館“票證特藏室”提供的數據:到1961年,市場憑票供應的商品,達到了156種。有的省市還發行過購物的“聯合券”,券面上標有1、2、3……等十幾個數字,由商業部門公布幾號券可購買油、鹽、糖、餅干、糕點、大豆、醬油等哪種商品,“聯合券”的面積相當于32開的書籍。
  《經濟參考報》在1981年10月19日刊登的《八大件的有關資料》對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錄音機、電視機、照相機、洗衣機、電風扇的產量、需求量、普及率等數據進行了報道,其中電視機的普及率是每百戶4.8臺、照相機的普及率是2%。
  憑票購物,就是限量供應,就是因為商品匱乏。“購物票證”是我國計劃經濟、商品短缺時代的產物,20世紀80年代初,就有人預言,如果糧票和布票取消了,將會震動世界。
  隨著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神州大地掀起了震驚全球的改革開放浪潮。深圳特區率先在1984年11月1日取消一切“購物票證”,副食品全部放開價格敞開供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商品數量的增加,奠定了取消“購物票證”的物質基礎,以北京為例:1983年停用購物券和布票、1984年停用牛奶供應證、1987年停用僑匯券、1991年停用食糖票,1992年停用肉票(豬、牛、羊)、蛋票、肥皂票、居民購貨證。1993年5月10日,北京開放糧油價格,流通了幾十年的糧票、油票、城鎮居民糧食供應證宣布作廢,“購物票證”就此退出歷史舞臺。

商品流通進行曲

  “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1頁)
  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商品的日益豐富,商品流通問題越來越突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獲得突破,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施,極大地煥發了農民的生產熱情,農副產品的數量大幅增長,而當時以統購派購為主的流通體制環節多、流轉慢、效益差的弊病就顯得越來越突出。面對積壓的農副產品,一些農民搞起了長途販運,在當時這是典型的“投機倒把”。
  《經濟參考報》在1982年7月7日發表了《長途販運中藥材算不算投機倒把?》,報道了銅陵縣委專門召開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就農民長途販運當地傳統中藥材丹皮是不是投機倒把,進行了討論。縣委紀檢部門負責人說,這是投機倒把行為!縣工商局長說,他們已把四起販運丹皮的事列為經濟案件,但感到吃不準。有的同志認為,有些東西,國家不收購,農民總不能個個都跑出去賣。有少數人平時務農,農閑時出去推銷。如果把他們作為投機倒把打擊,農民會對政策產生懷疑,不滿意的。會上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稿件最后一句是:“會議結束時,縣委要求各部門再下去調查,學習政策,下次開會決定。”
  如果說這篇稿件對于長途販運是否為投機倒把還留有疑問的話,不到百天后的1982年10月13日,《經濟參考報》在頭版頭條刊登的《農民進入流通領域大有必要》,對農民長途販運給予了旗幟鮮明的肯定,這是全國性主流報紙第一次對長途販運的肯定。標題的引題為“允許‘二道販子’推銷商品 開放三類物資長途販運”,副題為“長子縣部分農民組成專業商品推銷戶,積極推銷農副土特產品,促進了專業戶、重點戶生產發展,搞活了商品流通”。稿件最后說:“農民進入流通領域,促進了專業戶發展生產,提高商品率;使農村商業形成一個以產促購,以購促銷,以銷促產的良性循環系統;在農村又開辟了一個新的生產門路,使農村中會經商的能人有了用武之地,為集體提供了積累,發展壯大了集體經濟。”這一報道發表后,收到大量的讀者來信,相當多的表示,感謝你們給我們的“定心丸”。
  1985年2月27日《經濟參考報》發表的“本報評論員”文章《破除片面認識 搞活商品流通》提出:“發展商品經濟,必須大力發展商品流通。就商業工作來講,搞活商品流通,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必須徹底破除一切不適應商品經濟的陳舊思想、傳統觀念,明確樹立市場觀點、流通觀點。”并針對“把分配式的流通看成社會主義商業的特征”、“把價值規律看成是可以在流通領域任意加以限制改造的東西”、“把流通領域的開放看成是‘自由化’”、“把商業收購看成是社會再生產的‘最終環節’”、“把給企業放權看成是對統一市場的沖擊”、“把研究消費、引導消費看成是同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相對立的”等觀點進行了分析和批駁,從理論高度明確了商品流通的本質。今天看來這些已是人人皆知的經濟常識,在當時的影響力卻是巨大的。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商品流通的發展。1986年《經濟參考報》的《一個跑單幫的伊朗人》報道了一個伊朗裁縫到北京旅游,發現中國的輕工產品物美價廉,與德黑蘭差價極大,于是在北京與德黑蘭之間跑單幫,收入頗豐。1991年的《洋倒爺在紅橋》則引用路透社的消息:“數百名東歐年輕人開辟了一條新的‘絲綢之路’,他們買上大批中國貨,拉到西方去賣。”消息中提到的洋倒爺活動的“天壇自由市場”指的就是紅橋農貿市場。他們最多一次購買300多公斤的珍珠項鏈,每條人民幣5元左右的項鏈,在國外可賣到3美元。
  而在今年奧運會期間,由街邊市場發展起來的秀水街,就接待了大批的各國元首、政要和著名體育明星,在8月12日至17日6天內,30年來的日客流量最高紀錄被刷新5次,最高日客流量達到52028人次。奧運期間,秀水街的銷售額將近4億人民幣。

商品變奏曲

  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世界矚目的變化,1978年GDP總量僅3624億元,2007年已達到246619億元,年均增長9.7%,增長速度極為罕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我國的商品和市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有些商品筆者至今記憶猶新,“電視彩色板”是在黑白電視前,放塊透明的三色塑料板——紅黃藍三個橫格,就當作看彩電了;還有手表的彩色貼膜、襯衫“假領子”等都很暢銷。到2004年我國的電視已進入了平板時代,平板電視是彩電行業繼彩色電視取代黑白電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技術革命。
  1987年摩托羅拉在北京設立辦事處,開始向國人推銷俗稱“大哥大”的模擬移動電話,價值1萬多元的“大哥大”與當時人們的收入相比,無疑是天文數字,因此“大哥大”與其說是通訊工具,倒不如說是財富的名片。而如今我國市民手機的普及率,世界排名肯定名列前茅。
  1979年國家首次宣布允許私人擁有汽車,但那時的私家車多是跑運輸的。
  1986年11月,上海第一輛“Z”字私人自備車牌照代碼0001號誕生。而如今北京的私家車早已超過150萬輛,在奧運期間采取了單雙號限行的交通管制措施。著名的貴族車“勞斯萊斯”,2001年就在內地建立了專門的展示廳。
  我國商品市場的變化就更大了,改革開放前,全北京只有四個大型商場:西單、東風、隆福和百貨大樓。商場條件還是很簡陋的,百貨大樓是四層“大樓”,其他三家還全是平房呢。1985年筆者首次到香港采訪,“購物天堂”商品的豐富是意料中的,但商品市場的形式和規模卻是出乎意料的,特別是稱為“廣場”的集購物、娛樂、餐飲、寫字樓……的大型商場,樓層間方便的滾梯、裝飾精美的商店、多種多樣的促銷方式,印象十分深刻;大型超市、便利店、專業店、倉儲式商場也使我們耳目一新。
  1994年3月馬來西亞零售商“百盛”的進入,超市在我國現身,隨之“家樂福”和“普爾斯馬特”等蜂擁而至,超市成為我們最中意的購物場所。目前,像北京“東方廣場”這樣的大型商場在各大城市已比比皆是,其功能、設施、商品的檔次等都具有國際水平,在這些大型商場中,“路易威登”、“阿曼尼”、“夏奈爾”、“古奇”、“CD”等國際頂級時尚品牌隨處可見。
  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商品市場和商品流通體制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發生的巨大變化:商品從短缺匱乏、憑票證限量供應,變成商品豐富、品種繁多;從統配統銷到自由流通,從“保障供給”到“擴大內需”;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新的消費熱點不斷涌現。
  商業企業形成了經營主體多元化、以私營個體為主的格局。改革開放前,國有和集體商業企業獨家經營,銷售額占全社會銷售額的比重達到98%以上。現在,經營主體及其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商業企業中,民營企業銷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已超過了80%;商業網點星羅棋布、成片聯網,為消費者提供了舒適便捷的購物環境。
  商業管理體制和宏觀調控手段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從直接控制到間接調控,已穩步實行以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的間接調控。商業形態從單一走向多種多樣:百貨商店、超市、便利店、精品店、品牌專賣店、倉儲式商場、購物中心、郵購、網購以及城鄉集市貿易、小商品市場等應有盡有,現代商業市場體系逐步建立。
  改革開放以來,商業的巨大變化,不但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實實在在地使人民生活獲得了顯著的改善。

背景鏈接

 

  1955年8月25日 國務院發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

  1979年7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第一百一十八條:以走私、投機倒把為常業的,走私、投機倒把數額巨大的,或者走私、投機倒把集團的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

  1979年 《中國青年》雜志發表《談引導——從青年人的發式和褲腳談起》:“頭發的長短、褲腳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壞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再后來美國大片《霹靂舞》登陸中國,緊身牛仔褲迅速成為“時尚青年”的典型服裝。

  1983年2月21日 國務院批轉《國家體改委、商業部關于改革農村商品流通體制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的通知》:改革農村商品流通體制,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維護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在保證完成國家統一計劃任務的前提下搞活市場;堅持國營商業的主導地位,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經營方式、多種流通渠道、減少流轉環節的商品流通體制;調動國營、集體和個體商業的積極性,更好地為工農業生產服務,為城鄉人民生活服務。

  1983年3月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發展城鄉零售商業、服務業的指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逐步地進行了生產和生活服務的經濟結構的調整,城鄉商業、服務業,特別是集體和個體的商業、服務業有了較大的恢復和發展。據初步統計,近三年來新增加集體零售商業、服務業網點三十七萬多個,個體商業一百七十五萬多戶,安置了四百五十多萬待業青年……但是,長期以來由于人們對零售商業、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認識不足,加上“左”的錯誤影響,思想不解放,集體和個體零售商業、服務業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甚至受到排擠和歧視……這是城鄉經濟生活亟待解決的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1992年10月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

  2008年1月15日 《國務院關于廢止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對適用期已過或者調整對象已經消失,實際上已經失效的43件行政法規,宣布失效。《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1987年9月17日國務院公布,調整對象已消失,實際上已經失效。《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施行細則》,1990年8月9日國務院批準,1990年8月17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3號公布,調整對象已消失,實際上已經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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