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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我國農村生產力實現了質的飛躍，尤其是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實施五年多以來，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進程明顯加快，農村改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如何落實好憲法賦予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權利，如何統籌兼顧落實好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仍然是許多地區深化農村改革繞不過去的“一大道坎”。
地塊割裂煩惱多 種田能手盼流轉
“讓有技術的人先富起來”，在城市、在企業，這句話早已變為司空見慣的現實。但在廣袤的鄉村田野上，這句話的實現還不盡如人意。
種田能手夏大富，湖南省常德市灌溪鎮湯家坪村人，今年40歲，是全村常年種田最年輕的。他承接流轉田70畝，分散在四個小組，共50多塊。他說，地塊分散壞處多多，一是浪費工時，二是不利于良法良種推廣，有30畝因鄰田不同意沒能種上優質稻；三是容易減產，收割時鄰田先割了放水，就得提前割，今年早稻每畝因此減產150多斤；四是不敢投入，田一種熟別人就會要回去。
湖北省安陸市李河村土地發包時根據遠近肥瘦搭配發包，致使各家各戶承包地零碎散亂，目前，“想流出的流不出去，想轉進的轉不進來”，全村有流轉意向的農戶占70%，無人種田戶占20%，但流轉耕地僅占15%，大部分耕地得不到精耕細作。李河村的情況在江漢平原具有一定代表性。
據河南省農業部門統計，目前全省家庭承包地流轉面積占4.8%，與2001年相比上升了1.7個百分點，其中一半以上的農戶以自發轉包形式流轉。據湖北省委農辦統計，目前全省規模經營土地面積只占5%，規模經營30畝以上的農戶只占1.8%。據多位農民測算，一個三口之家，今年若種30畝糧食，風調雨順所得到的收入與外出打工的收入勉強持平。
與農民實際承包經營能力相比，當前土地流轉規模仍然偏小。近五年來，湘鄂兩省農機總動力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遞增，許多村莊已變成了“無牛村”。
“爭地潮”此起彼伏 “撂荒熱”悄然升溫
記者最近在湘鄂豫三省糧食主產區采訪時了解到，農民返鄉爭地在稅費改革和惠農補貼發放初期達到高峰，隨著二、三產業就業容量擴大及打工工資的上漲，去年以來土地流轉再次趨熱。但在少數地區，由于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不規范，出現了一些撂荒現象。
“爭地潮”與“撂荒熱”的同時出現，是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有基層干部對記者說，土地對農民來說，如果只能種糧食，就形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如果產出效益高，農民就會非常珍惜，“寸土必爭”。
2002年，湖北省監利縣開始稅改時，全縣種田100畝以上的大戶有880戶。到稅改基本完成的2005年，有2/3的大戶因農民回鄉要田而消失。“種糧女狀元”張新芝從2000多畝銳減到100畝，購置的部分大型農機具已銹跡斑斑。她說：“稅費改革和土地延包都是好政策，但我們與農民簽的合同，白紙黑字，摁了手印，怎么說作廢就作廢了呢。”
表面上看，惠農政策引發土地流轉走了回頭路，而從深層看，最主要的教訓在于當年大部分流轉缺乏法律保障。1997年前后許多地方第二輪延包時，因農民負擔重撂荒成風而工作不夠扎實，承包權不清晰導致糾紛重重。發展現代農業，首要任務是依法明確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避免以后再“開倒車”“翻燒餅”。
承包經營求穩定 創新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
憲法第一章第八條規定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在不少地區，這一規定并沒有得到全面落實。有基層干部概括為，“統得虛、分得實”“重個人、輕集體”“有權利、無責任”。
改革開放初期，“大包干”瓦解了“大集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明確了集體土地使用權，但集體“共同共有”性質沒有改變，集體產權主體抽象化，平均公有，造成“人人有份，人人不問”，集體財產得不到保證、產權監督機制建立不起來。不少地方奉行“分光吃凈”，集體經濟淪為空殼。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在東部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集體產權制度率先發生變革。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珠江模式”和“蘇南模式”為代表，集體經濟發展成“社區型的股份合作制經濟”，其制度設計上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的特點，在股權設置上，采用土地承包經營權貨幣化或現金入股，產權更加明晰。
由于土地收益較高和鄉村工業發展迅速，東部發達地區和條件較好的大中城市郊區，一大批農民“先富起來”，并擁有穩定的財產性收入。江蘇省張家港市永聯村村民王良保一家五口，年收入約12萬元，收入結構大致是：工薪收入占71%，居主體地位。土地承包權、房屋租賃、存款利息等財產性收入占17%，社會和村集體提供的補助、保險、退休金等轉移性收入占12%。
近年來，借鑒東部地區經驗，新型集體經濟在中西部地區漸呈燎原之勢。湖北省十堰市八仙觀村村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成立了茶葉公司和旅游公司，這兩個公司對全村土地和旅游資源實行統一經營，村民就地就業率達100%，打工收入加上股金分紅，去年人均純收入達6870元，成為十堰山區“第一村”。
三農問題專家、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說，新時期農村改革的歷史使命在于，落實憲法賦予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以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創新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逐步將農村和農業引入科學發展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