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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的、醫保的、自費的？”大凡去醫院的患者都會被掛號員這樣詢問。掛號員也據此以不同顏色的處方箋，區分身份不同的三類患者，即公費醫療、醫療保險、自費醫療者。
記者在近日采訪中發現，三類患者的就醫心態迥然不同，他們對醫療體制改革的敏感度也有天壤之別。而造成差異的根源在于現行的三類不同的“買單人”制度——公費醫療、醫療保險、自費醫療勞保醫療制度。
公費醫療患者：不問藥價、只選最好
“每月900多元的藥費，但報銷藥費后，自己掏錢很少，我不太關心醫改方案。”在北京朝陽醫院取藥的患者張淑珍告訴記者。
張淑珍是北京市朝陽區黃胄實驗小學的一名退休教師。黃胄實驗小學屬朝陽區事業單位，老師們的醫療費用都在公費醫療報銷范疇內。
“不問藥價、只選最好”的底氣源于患者公費醫療的“身份”。按照這一制度，國家機關、全民所有制事業單位的在編人員和離退休人員、高校學生等人群的醫療經費，按規定范圍和比例進行實報實銷。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從未對外公布全國參加公費醫療的人數，記者了解到除太原、遼陽等部分地市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已被納入醫保體系外，中央部委、直轄市、省級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全在公費醫療之例。
在黃胄實驗小學的公費醫療報銷協議上，記者見到了報銷的條款：公費醫療患者門診費3000元以上，自負5%；3000元以下，自負10%。住院費1000元以上，自負3%；1000元以下，自負5%。特殊檢查費用200元以上，自負10%。
“報銷完后，我一月只付150多元。”張淑珍坦言，就自己每月2000多元退休金而言，150多元的醫藥費可以承擔。“但如果沒了公費醫療，我們這些老年患者真吃不消。”
醫保患者：報銷比例少、限制多
醫保患者就沒那么幸運了，受起付線標準、報銷比例等條件限制，他們的就醫狀態與公費醫療患者有天壤之別。醫保患者指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工醫療保險的人員。
孟先生是北京某事業單位的退休職工，他說，單位將退休人員全轉為醫保，報銷比例大大下降了，報銷種類也有了限制，“現在看病開藥，心里總得盤算一番。”
與公費醫療實報實銷不同的是，醫保制度受起付線、封頂線的約束，采取統賬結合的形式，將患者報銷分為醫療保險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支付兩種模式。報銷起付線以下的費用從個人賬戶中劃去，而超出起付線至封頂線之間的費用則由統籌基金支付。
記者從《北京市基本醫療保險規定》了解到，門診報銷起付線為2000元，封頂線為2萬元，個人需支付50%。住院起付線為1300元、封頂線為7萬元，一、二、三級醫院的個人報銷比例有15%、10%、8%等檔次。顯然，與黃胄實驗小學公費醫療報銷協議上的報銷比例相比，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報銷條款沒那么“實惠”。
除了報銷比例外，醫保還設定了一定的門檻。
孟先生說，一些新出的藥物、治療技術沒納入醫保的報銷范疇，“有些新藥的療效比傳統藥要好，但醫保只能保障最基本的治療，對治療效果則得看個人經濟條件來負擔新藥費用。”
在北京市宣武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記者遇到帶著一家三口前來注射甲乙肝疫苗的姚先生。他和愛人都參加了基本醫療保險，到醫院后才知道，醫療機構沒有注射甲乙肝疫苗的職能，而且預防性疫苗不能報銷。“一針雙福立適聯合疫苗199元，一般注射三針才有效，加上我們的體檢費用近3000元。”他反問記者，這種預防性的醫療費用，為什么不列入醫療保險的報銷范疇。
對于流動性強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患者，醫保制度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我兒子摔了，半夜送醫院，醫生說要動手術，但必須先交錢，不交錢就不給做。”回想起兒子看病時的情景，甘肅農戶王大媽滿腹苦水。她說，盡管現在有農村合作醫療保障，自己可少負擔一些醫療費，但因合作醫療是一年一報，一旦遇到嚴重疾病、一時湊不足錢，也只能拖著。
患者們告訴記者，聽說醫改方案今年將出臺，他們都希望“提高報銷比例、減少限制條件、降低付費比例”。
自費患者：一臺手術等一兩個月
記者在北京、山西采訪中發現，公費醫療、醫保制度覆蓋了城市職工和居民，可在大城市的大醫院里，流動人口占自費患者的大部分。他們就醫的共同感受是——大城市求醫太難了。
一大早，從新疆來的林先生就帶著女兒守在北京市宣武醫院神經外科候診處。“來北京一月多了，現在才診斷出孩子的病。”他說，自己排隊掛號、診斷病癥就花了三周的時間。“診斷后還要等著手術，醫生說可能一兩個月后才行。”
“我們希望政府能降低醫療費用。”周先生是北京一家證券公司的總經理，常帶孩子到北京兒童醫院看病。“雖說為孩子看病，父母親不在乎錢，但醫療費用太高了。”他告訴記者，女兒被診斷出患急性扁桃體炎，一次醫藥費就超過了2000元，這些費用全要自己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