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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勇，聯合國貿發會議投資、技術和企業發展司經濟事務官員，從事國際投資趨勢的分析和研究等工作，是每年出版的《世界投資報告》的撰稿人之一。他于2004年在世界著名商學院之一的鹿特丹管理學院(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Erasmus
University)獲得博士學位，其研究重點是國際商務、戰略管理以及公共政策(包括產業政策和反壟斷政策等)，著有《新競爭：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產業發展》(英文版)等著作。 | “私募股權基金在推動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其投資行為具有短期性，能夠規避監管，且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這些特點值得發展中國家特別注意。”聯合國貿發會議投資、技術和企業發展司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日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梁國勇進一步認為，考慮到其投資行為的短期性，中國發展私募股權基金時對本土基金和外國基金政策側重點應有不同。對于自己的觀點，他同時表示，“僅代表個人看法”。
私募基金不是長期投資者
“與進行并購活動的工商企業相比，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時間通常較短，因為它們傾向于尋找快速獲利機會。”梁國勇表示。他說，很多案例可以說明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行為具有相對短期性。例如，外國私募股權基金在金融危機后的韓國以較低價格進行了若干收購，近年來，它們以高價退出，獲得巨額利潤，但韓國政府卻未獲得稅收方面的收益，這使得外國私募股權基金的收購行為在韓國成為一個敏感問題。相應地，韓國政府修改了相關的稅收規定。同時，圍繞交易定價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行為的問題，也出現了政府與外國私募股權基金間的法律紛爭(如Lone
Star收購Korea Exchange
Bank案)。
貿發會議秘書長素帕猜不久前就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行為發表評論說：“在我看來，它們不是長期投資者。”
梁國勇分析認為，與并購市場上的戰略投資者不同，私募股權基金的交易是以最終退出獲利為目的的。因此，它們一般不傾向于進行長期投資，而往往在5到10年的期限內退出被收購企業。作為金融機構的本質決定了私募股權基金的行為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例如近期的次債危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包括黑石(Blackstone)在內的國際大型基金的收購能力和投資活動。另外，私募股權基金收購交易的杠桿比例可能較高，而且其法律形式可能使它們有效地規避信息披露義務和監管。私募股權基金的這些特性，其投資行為的相對短期性，以及它們在掌握對被收購企業的控制權后所可能采取的重組措施及其后果(包括與原管理層的關系以及可能的裁員等)表明，私募股權基金在并購領域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值得認真研究。
私募基金在華收購行為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梁國勇說，雖然外國收購基金大規模進入中國僅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其對企業發展和產業運行的具體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外國收購基金在具體運作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及其負面影響的確不容忽視。2006年，高盛與其合作伙伴鼎暉基金以20.1億元的價格競得雙匯集團100%的股權。此前，高盛已經在雙匯的競爭對手中國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持有13%股權。雨潤食品在香港上市，為中國大型冷凍肉生產商，是雙匯的最大競爭對手。
“雖然收購基金不同于工商企業，但一個收購主體對同一行業多家企業的收購(如高盛對雨潤的持股和對雙匯的收購)仍可能會對市場結構和競爭情況產生影響。”梁國勇評論說。他表示，一個對國內基金和外國基金同樣適用的政策問題是在反壟斷方面。因此，收購基金的交易應納入針對企業并購行為的反壟斷調查架構之中。希望此架構將隨著《反壟斷法》實施之日的臨近逐漸清晰。
本土基金和外國基金政策側重點應有不同
素帕猜不久前警告說，短期投資戰略“有時會危及國家穩定，如果這些國家過于依賴私募股權基金的話”。
目前，私募股權基金正在中國進入大發展時期。同屬廣義上的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和收購基金有著不同的特點。梁國勇認為，中國應當繼續大力發展風險投資基金，不論是本土基金還是外國基金。這對促進中小企業、高科技行業和國家創新能力的發展至關重要。對收購基金而言，中國則應當特別注重扶持本土基金的發展，而外國基金的價值則主要體現在他們是中國對外投資的可選途徑之一。在面臨國際化人才缺乏、進入國外收購市場困難等多方面限制的情況下，本土收購基金的發展目前宜以人民幣基金為主。
他表示，私募股權基金可在企業發展的不同時期進入。其中，風險投資基金對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高科技企業的發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們往往在企業發展的早期介入，為接受投資的企業提供資金以及其他可能方面的支持，然后通過將企業上市或出售獲利。而收購基金是對已經相對成熟的企業進行收購，資金支付給原股東，而不是進入被收購的企業。風險投資基金通過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而對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而收購基金的經濟作用則主要體現在對企業的價值發現上。當然，后者也可能通過提供咨詢服務和介入企業決策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的發展。
梁國勇說，“對在中國運營的外國私募股權基金(包括風險投資基金和收購基金)而言，對其運作方式的監控很重要，因為這些基金可能通過在避稅地設立離岸公司的方式，將其創造的價值放在海外，同時導致稅收流失”。境外某些國家尤其是離岸金融中心由于法律環境寬松、注冊公司便利、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少、外匯管制少和稅賦輕微等優勢，所以可能吸引外國私募股權基金在這些地區設立特殊目的公司(SPE)，以之收購境內企業股權；另外，境內居民也可能在避稅地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將其擁有的境內資產或股權注入其中，而外國基金則可通過對這類公司的參股或收購間接實現對境內資產的控制。這樣的操作不僅可能達到避稅的目的，也可以規避境內政策法規的限制。
梁國勇認為，中國有關政策的制定應著眼于促使外國私募股權基金將其價值創造活動置于中國境內(開展人民幣業務，并將從事中國業務的法人實體、資金中心和運營中心設在國內)，而不僅僅是通過投資于中國境內資產為境外投資者和其他相關主體創造價值。對外國風險投資基金而言，如何在國內金融市場為它們創造通暢的退出渠道，從而推動這些基金真正的本土化運營，是很重要的。對外國收購基金而言，在交易定價(特別是對國有資產而言)、外匯收支、稅收等方面的嚴格監控似乎更有必要。外國收購基金的參股或控股有可能在促進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特別是海外上市或收購)方面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在具體運作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以及負面影響，的確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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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一
去年全球私募股權基金在華并購總額11億美元
私募股權基金的并購活動已經成為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推動力之一。聯合國貿發會議《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說，私募股權基金(也包括少部分其他類型的基金)占了2006年全球跨國并購總額的18%，達1581億美元。報告同時指出，這一比例在2005年和2000年分別為12%和4%。
梁國勇進一步透露，在2006年私募股權基金所進行的跨國并購總額1581億中，發展中國家占263億美元。其中，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155億美元，中國為11億美元。
背景資料二
政府與外國私募股權基金間的法律紛爭：Lone
Star 收購Korea Exchange
Bank案始末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陷于困境的韓資銀行不得不向國際投資基金開放。龍星基金(Lone
Star)于2003年10月收購了韓國外換銀行(Korea Exchange
Bank)51.02%的股權。經過兩年多重整后，2006年3月24日龍星基金以66億美元的價格，將該筆股權轉讓給了韓國最大的銀行韓國國民銀行。
此前，凱雷集團、新橋資本也曾先后買入韓國的銀行，重整數年之后，紛紛高價轉手，獲利退出。2005年，凱雷集團以27億美元的價格，將所持韓國KorAm銀行控股權出售給花旗集團，獲利6倍。同年，新橋投資集團將其控制的韓一銀行以32.5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英國渣打銀行集團，獲利5.5倍。
直到外國投資者賺得盆滿缽滿的時候，韓國政府意識到稅務體制存在缺陷。外國投資機構紛紛在百慕大或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并以此為主體在韓國開展并購行動，避免在韓國繳納巨額資本利得稅。
龍星基金出售韓國外換銀行，有望獲得高達46億美元的高額利潤。這筆利潤三倍于龍星的原始投資，創韓國企業并購史上利潤新高。
然而，龍星的退出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麻煩。韓國國會財經委員會的14位議員中，有10位投票提請要求韓國檢察機關調查龍星基金出售韓國外換銀行股權一案。議員們建議，調查的焦點是這筆交易是否應當納稅，以及指責韓國外換銀行的前管理層故意夸大外換銀行的財務惡化程度，將銀行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出售給龍星，并暗指龍星是幕后操縱者。
2006年3月，韓國檢察機關展開了針對龍星的一連串調查行動，不但搜查了龍星駐韓辦事處，還以涉嫌逃稅的罪名，向龍星駐韓前首席代表Steven
Lee發出了逮捕令。
2006年11月，韓國最高檢察院還向龍星副董事長埃利斯肖特(Ellis
Short)、法務總監麥克湯姆森(Michael Thomson)發出逮捕令。檢察機關指控兩人參與合謀操縱韓國外換銀行信用服務公司的股價。
2006年12月7日，韓國檢察機關聲稱，龍星在收購過程中，違反相關的法規和程序，勾結銀行和政府高層官員，低估銀行財政狀況，最后以低于市場價將韓國外換銀行收購。檢察機關表示，準備對四名高層人士提出起訴，包括韓國外換銀行前總裁李江云、副總裁Lee
Dal Yong、現代海事與火災保險公司總裁Ha Jong-sun、財經部金融政策局前局長扁洋浩。
龍星事件在國際金融界引發震動，余波至今未平。隨著韓國公眾對外國投資者賺取高利潤激憤情緒高漲，韓國監管部門對一些外資投資基金加大了審計和查處力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