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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從排污大省向減排大省轉型的三年中，各級基層環保干部的心態從開始的“壓力大、委屈多”到后來的“人疲倦、心更累”，直到現在的“值得干、有信心”，經歷了“三重天”。
經濟大省浙江自2004年啟動環境污染整治行動以來，經三年磨礪，日前終見成效。今年上半年，浙江省交出一份“雙下降”環保成績單：化學需氧量(COD)減排幅度列全國第一，二氧化硫的減排幅度列全國第四。
環保局不僅僅是執法部門 更應該是經濟發展的好參謀
環保局首先是環境監管的職能部門，但又不僅僅是只負責審批和執法的職能部門。記者了解到，以往最讓環保局感到無奈和被動的是，地方政府在產業規劃和布局時沒有考慮環境因素，結果導致污染覆水難收，環保局事后的監管也就成了亡羊補牢。在環境監管方面已經取得明顯成效的浙江省溫州市、紹興市、湖州市等地環保局長認為，出色的環保局同時應該是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好參謀。
溫州市環保局局長葉鋼煉如今的工作重點之一是，與市發改委、市經貿委、市規劃局、市建設局等13個職能局一起，為市政府制定一份《溫州市區生態環境功能區規劃》，規劃的目標是“將市區分為不同生態環境功能區，設置區域建設開發活動的環保準入門檻，明確各功能區生態環境保護和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為政府開展區域性開發建設活動提供環境決策依據，為環保部門實施建設項目環境審批提供基本依據。”
葉鋼煉說：“生態功能區規劃將明確整個溫州市哪些地區是重點開發區，哪些是禁止開發區，哪些是產業調整區，政府將據此來禁止、限制、調整高污染產業的發展。環保局以前監管重點是在末端治理上，如今參與到產業布局的決策過程中，這從根本上掐住了破壞環境的源頭。”
湖州市環保局局長周建明告訴記者：“如今湖州市經濟部門都會把經濟形勢分析草稿送給環保局，我們通過經濟態勢的分析，從環保角度出發，把發現的問題和我們的建議、要求，反饋給經濟部門，供地方黨委政府決策參考，環保局要當好參謀、出好點子。壯士斷腕式的調整其實是環境治理的最后一招，能事先避免要盡量避免。”
環境保護需要“斗士”精神
當前環保工作在制度層面面臨種種不利的客觀因素：比如執法成本高、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兩高一低局面尚無法改善；再如環保技術和設備的科學性、先進性有待突破；環境容量等一些基礎工作的研究比較薄弱；環境人才、執法力量還處于緊缺階段。盡管面臨這些客觀困難，但浙江減排工作還能大步向前的原因之一是環保干部們有勇氣發揚“斗士”精神。
浙江省環保局局長戴備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前問題的重點還不在法律太軟，而是有關法律規定沒有執行到位，是執法力度疲軟。浙江省減排工作最大的啟示是，環保系統必須要有一批敢于犧牲、敢于克難攻堅、不怕得罪人、有奉獻精神的斗士，“怕就怕，中央定了方針以后，下面都做好人，缺少一批敢沖敢干的人。”
紹興市環保局局長金百富這樣形容近年來的工作心態：“一要愁死，因為環境質量差，環境治理任重道遠；二要急死，因為一方面環境整治任務重，另一方面環保部門缺編制缺人員；三要嚇死，環境突發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
浙江省溫州市是市場經濟的搖籃，但因為低、小、散的產業結構，同時也是浙江重污染地區，電鍍、皮革等高污染產業20余年的快速發展嚴重透支了生態環境。溫州市環保局局長葉鋼煉說：“環境整治已歷時三年，我的心態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壓力大、委屈多；第二階段是人疲倦、心更累；第三階段是值得干、有信心。”
枯燥的數字見證了他們的努力：電鍍行業三年整治，共取締812家非法企業；蒼南縣重污染褪色業整治，共打擊5000多個非法褪色池；平陽縣制革基地整治，1200多家制革企業最后只剩下30多家。
環保必須成為制度層面的“一把手”工程
“沒有黨委政府一把手的重視支持，環境保護工作寸步難行。”這是記者在浙江采訪時，環保局長們提到最多的一句話。正是在各級黨委政府一把手的支持下，浙江才能從排污大省向減排大省順利轉身。
溫州市環保局局長葉鋼煉告訴記者：“僅溫州一地，三年就關停1000多家排污企業，沒有市委市政府一把手的支持，誰能做得到？”
溫州市在整治電鍍行業時，葉鋼煉曾建議市委市政府制定電鍍行業整治責任追究制度，如果整治不力，要追究部門和縣市區黨委政府一把手的責任，當時這個建議在黨委政府內部引發激烈討論，反對聲音相當強烈，最后溫州市委書記王建滿一錘定音。葉鋼煉說：“沒有書記定下來責任追究制度，電鍍業整治不可能完成。”
一些基層環保干部告訴記者，在有些情況下，環保局其實是拎著“官帽”發揚“斗士”精神，如果黨委政府一把手不支持，環保局長隨時會被以影響地方經濟發展為由挪位子、摘帽子。過分依賴“一把手”的“環保覺悟”畢竟帶有強烈的人治味道和偶然性。一些基層環保局長建議，當前應重點研究如何從考核、責任追究等制度層面確保“一把手”不敢不重視環境保護工作，環保應該從制度層面上成為名副其實的“一把手”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