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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淄博市臨淄區金嶺鎮披甲村農民龐奉義算了一筆賬，65歲的他患糖尿病多年，長期服用優降糖。他說，這種藥每瓶100粒，在藥店里買只要八毛錢左右，但村衛生室卻要1.1元到1.3元。“有個頭疼腦熱的，還是愿意到藥店買藥吃。”
2003年以來，淄博市通過實施免除稅費等優惠政策，使98%以上的行政村建起了平價藥店和藥品供應點，打破了醫療機構壟斷農村藥品供應的局面，農村藥價平均降低了30%。
農民吃藥貴、風險大
長期以來，農村醫療機構一直是農村藥品供應的惟一渠道。藥店少、藥價高和農民買藥難、買藥貴的問題突出，為假劣藥進入農村市場提供了可乘之機。
淄博藥監部門在調研中發現，加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簡稱新農合)以后，農民在村衛生室可報銷一部分藥費。但由于藥價高、門診藥費報銷比例低(一般只有15%左右)，且全年只能動用個人賬戶中的10多元錢，很多農民愿意去不能報銷的藥店買藥。
“一般情況下，哪個衛生院管理的村衛生室多，哪個衛生院的日子就好過。”淄博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王謀昌介紹，鄉村醫療衛生機構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藥品，村衛生室的藥品又主要來自鄉鎮衛生院的分發代購。為了不影響自己的藥品收入，有些鄉鎮衛生院千方百計限制村衛生室從其他渠道進藥，甚至采取扣押行醫證照、下達采購計劃、收取幾千元管理費等強制手段。
這種以藥養醫、以(衛生)室養(衛生)院、醫藥不分家的體制，導致農村藥品經營缺乏市場競爭，藥價因流通環節過多而長期虛高不降，農民藥費負擔沉重。王謀昌說，為圖便宜、圖方便，不少農民養成了在集市或從藥販子手里買藥的習慣，用藥安全根本無法保障。特別是在藥品監管網絡不健全的情況下，農村一度成了假劣藥品的集散地。
藥店進村，藥價降了三成
“農民就近買放心藥、便宜藥，必須把藥店開進村里。”王謀昌說，2003年，淄博試行農村藥品供應網建設，鼓勵經營者在村里開藥店。
試點之初，阻力很大。由于開設藥店門檻高、費用大，加上市場輻射面有限、銷售成本高，70%左右的中小村、邊遠村基本無人愿意開藥店，依靠政府建設又需要大筆財政投入，這成為各地農村藥品供應網建設的最大障礙。
為此，淄博市出臺優惠政策，降低準入門檻，鼓勵在人口較多的大村設立零售藥店，同時吸引經營者在人口少、用藥量少、不宜開辦零售藥店的村設立服務性藥品供應點，享受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供應藥品的政策，經營者不需辦理營業執照和納稅手續，免收稅費。藥品由大型批發企業集中配送，經營活動由藥監部門單獨監管。
“淄博市的做法無須政府大的投入，依靠市場的力量找到了一條符合偏遠農村實際的藥品供應新路子，是全省首創，也是農村藥品供應網絡建設得以順利推進的關鍵。”山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李民評價。
“不用繳納稅費，每月的成本只有百十元的房租、電費，藥價就能降下來，自己每年還有5000多元的收入。”臨淄區齊都鎮南馬坊村村民齊紅進2004年在村里開辦了24小時營業的服務性藥品供應點，經營400多種常用藥。
李俊鳳是齊紅進的老顧客。她的老伴患腦血栓、糖尿病多年，每月都要花二三百元藥費。從前，村里沒有藥店，衛生室藥價又高，每隔三五天，她就要騎自行車往返一個多小時到鎮上的藥店買藥。現在，李俊鳳在村里就可以買到便宜藥了。她告訴記者，老伴常吃的銀杏葉片在醫院藥房要賣六塊多一盒，供應點只賣三塊多。“都是鄉里鄉親的，在這買藥也放心。”
藥店進村減少了藥品流通中間環節，降低了藥店經營成本，直接促使農村藥品價格下降。“三年來，淄博農村藥價平均下降近30%。”王謀昌說。
根據淄博市藥監局對不同農村藥品供應單位的20種常用藥價格進行的比較，平均價格由低到高依次是藥品供應點、農村藥店、村衛生室、鄉鎮衛生院。同村的藥品供應點比衛生室品種多200種，價格低15%左右。例如，吡哌酸的售價分別為15.3元、12.9元和12.3元。
藥店買藥也報銷
目前，淄博已建成535家農村藥店、1982家農村服務性藥品供應點和267家農村服務性藥品供應專柜，藥品供應單位覆蓋了98%以上的行政村。“淄博已形成了以藥品經營企業為主渠道，以村衛生室藥品使用為輔助的農村藥品供應網絡。”李民說。
在目前“以藥養醫”的體制下，農村藥品供應網絡的建立健全，打破了醫療機構獨家供應藥品的局面，使農民有了選擇購藥渠道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醫藥分開。
淄博市藥監局的問卷調查顯示，現在，80%的農民愿意到藥價較低的農村藥品供應點買藥。王謀昌介紹說，為了最大程度地方便農民，不讓有限的新農合資金浪費在虛高的藥價上，淄博市高青縣率先打破了參合新農合的農民只能在定點醫療機構報銷藥費的限制，農民在轄區內任何有資質的醫療機構、藥店和服務性藥品供應點買藥都可報銷。
目前，這一做法正在淄博推廣。已有600多家農村藥店、服務性藥品供應點(柜)成為新農合的報銷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