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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重缺乏規范管理的聯合辦學過程中，公辦高校、招生販子、民辦學校和學生共同構成一條觸目驚心的“食物鏈”，學生處于“食物鏈”的最下游，成為上游所有利潤的源泉。這條食物鏈由于利潤分配格局嚴重失衡而變得異常扭曲，很多民辦學校因此難以為繼，甚至最終崩盤。
畸形“食物鏈”折射出民辦教育之困：一些民辦學校企圖通過借助公辦高校的金字招牌來提高自身的辦學效益，急于擺脫生存困境，然而，在急功近利的教育產業化思路下，“借雞下蛋”無異于飲鴆止渴。
六成學費被公辦高校和招生販子拿走
記者調查發現，在這條“食物鏈”上，公辦高校、招生販子、民辦學校和學生處于不同的位置而扮演著不同角色。其中，公辦高校憑借“出租”校名的無形資產，坐享其成，收獲豐厚利潤，儼然居于“食物鏈”的頂端；招生販子是最重要的“生源”的供給者，招生時坑蒙拐騙，智力體力并用，居于第二環；民辦學校作為直接的辦學者和管理者，必須優先向公辦高校和招生販子供給利潤，因此只能居于第三環；而學生是這一切利潤的最終來源，處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食物鏈”底端。
但這條“食物鏈”由于利潤分配格局嚴重失衡而存在致命缺陷：上游的公辦高校、招生販子和民辦學校各自攫取相應利潤，尤其是最上游的公辦高校、招生販子獲取了超高利潤，導致花在學生身上的實際辦學成本遠遠低于正常標準。
一所民辦學校校長告訴記者：“收取的學費至少有六成被公辦高校和招生販子拿走，這是聯合辦學的常見情況。”如果當年招生情況不錯，剩下不足四成的學費收入還可以勉強維持日常運轉；但一旦招生情況不好，維持運轉就很困難，唯一的辦法就是在辦學投入上偷工減料，嚴重入不敷出時就只好倒閉。
公辦高校向民辦學校收取的“管理費”，一般高達三成多，它們與招生販子一起瓜分了學費收入的大部分，但公辦高校“點石成金”的本領，卻是走村串巷、鼓動三寸不爛之舌騙人的招生販子望塵莫及的。這些高校一般很少過問聯辦教學點的事，一般不派教師和管理人員，也不提供相關教學資料。“向聯辦方出租校名，是公辦高校坐收其利的理由。”一位知情人透露說。
成都一所民辦學校曾和某公辦高校聯合舉辦大專教學班，當年秋季招生500人，編成10個班，學費收入約為350萬元，其中給公辦高校上繳的所謂“管理費”，占總收入35%；給招生販子回扣數額，比例之高竟占總收入的40%。剩下不足100萬元，用來租場地、聘教師、支付水電費。因為錢不夠，就只好租用工廠的廢棄廠房，甚至農民院子；高水平、高學歷的教師根本請不起，一般都是在人才市場上找那些暫時找不到工作的專科畢業生甚至中專畢業生，然后對學生謊稱是“某某高校博士、研究生”。因為待遇太低，這些教師流動性較大，最多呆一學期就跳槽，有的甚至幾天后就另覓高枝。
“拿這點錢來辦學，招生時對較好的教學設施和師資的承諾，注定是謊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胡光偉說，一些民辦學校背負“騙子”罵名，是現行體制的必然結果，盡管它們主觀上并不想欺詐。
民辦教育的誤區：“亂”字當頭的原始積累
近年來國家穩定高校招生規模，高校大規模擴招已經停止，為數眾多的高考落榜生形成一個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市場。這為民辦學校在成人高等教育領域有所作為提供了契機。專家認為，與公辦高校聯合辦學，民辦學校“借雞下蛋”，本來是辦學體制的一種探索，但急功近利的教育產業化思路卻讓聯合辦學走上了歧途。
記者調查發現，不少公辦高校與民辦學校聯合辦學，目的并不在于“辦學”，而在于“牟利”。據四川一所知名職業技術學院向記者提供的統計數據：截至2004年4月，該校在校外的聯合辦學教學點竟然多達47個，即使截至清理整頓后的2007年3月，至少還有10多個。如此眾多的聯合辦學教學點，平時疏于管理甚至不聞不問，也可以想像。但每年所得的所謂“管理費”，占每個教學點收入的35%，金額至少高達數百萬元。在如此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一些公辦高校不惜變相出租自己的招牌進行所謂的聯合辦學。四川一所被媒體曝光的知名公辦高校黨委宣傳部長向記者“叫冤”：大多數高校都在搞這樣的“聯合辦學”，有的搞得比我們厲害得多，結果只有我們被曝光，“我們才是受害者”。
一些民辦學校明知這些公辦高校聯合辦學的目的在于圈錢，但為了攀上這些“富親戚”，借用它們的金字招牌，不惜血本地“進貢”天價管理費。記者了解到，這樣的民辦學校動機一般分兩種：一種是辦學目的太過商業化，想撈一筆就走人，短期行為明顯。四川育達專修學院(民辦學校)在與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公辦高校)聯合辦學過程中，由于嚴重地入不敷出，其投資人中間有的想撤資走人，因此造成2007年上學期開學半個月以來竟然“無教室、無教師、睡覺打地鋪”的荒唐局面。
另一種是主觀上確實想長期辦學，但思想認識卻明顯存在誤區，認為現在大家都處于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違規混亂的招生辦學是普遍現象，亂一點沒關系，只要做大做強了，一切就會自然而然規范起來。四川一所民辦學校校長劉川告訴記者：“民辦教育正處于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打擦邊球甚至違規在所難免，一些名氣很大的民辦學校以前也是這么走過來的，比如說招生回扣這個嚴重問題就是從西部一所著名民辦學校開始的。”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胡光偉說，正是這種認識偏差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民辦教育的誤區，因為不規范辦學，被耽擱的是學生的前途，受損害的是民辦教育乃至整個教育行業的形象和聲譽。
體制環境：民辦教育困境的根本所在
專家認為，認識誤區只是民辦教育陷入困境的表現，體制環境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盡管我國的民辦教育走過了20多年的風雨歷程，但在許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教育主管部門管理者的觀念中，仍然存在著對民辦高校的五種論調：一是多余論。認為民辦高校存在的必要性不大，只要公辦學校辦好就行。二是沖擊論。認為舉辦民辦高校對公辦高校造成沖擊，公辦學校培養人才就業都難，何況民辦高校。三是盈利論。有些人只要一提起民辦高校，就認為是以辦學為名行賺錢之實。四是懷疑論。對民辦高校持不信任態度。五是過渡論。認為民辦高校只是一種過渡性教育，早晚要被公辦高校取締。
業內人士因此指出，民辦教育陷入窘境，與政府政策的偏離不無關系。一方面是制度鼓勵，另一方面卻是政策緊縮，“宏觀肯定，微觀否定”。盡管《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的出臺，進一步向民辦高校表明政府支持民辦教育發展的決心，但是，制度付諸實踐畢竟需要一個過程，更何況實施條例中“關于公辦學校可以舉辦民辦學校的規定”，在客觀上已經導致了競爭的不公平性。
此外，國內目前沒有建立向民辦大學投資的良性機制和配套的政策。教育家劉道玉曾感嘆道：“中國的民辦教育太難啦！在今日之中國，既缺少教育慈善家，也缺少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實業家和教育投資家，倒是不乏以盈利為目的的炒作民辦教育的商人。”教育專家馮文權認為，絕大多數的中小型民營企業家，他們的投資是講究回報的，但是按目前的政策，投資于民辦教育的資金是不能回收的。因為民辦非企業免稅，不能分紅。這種分配機制難以吸引社會投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