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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維權環境成為許多農民工擇業新標準
今年還不滿20歲的河南籍農民工周偉每年都從安徽阜陽火車站轉車外出務工。兩年多的打工經歷，讓個頭還略顯矮小的他已經處處透露著成熟味道。
兩年前，周偉第一次外出打工選擇的是深圳。“深圳不好混啊。”周偉回想起在深圳的經歷連連搖頭，“總感覺治安很差，還有飛車搶東西的。”像他這樣的年輕后生和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夜里都不敢單獨上街，不僅怕搶盜，還擔心被一些本地人尋釁欺負。
相比之下，周偉認為現在上海的就業環境好很多，有很強的安全感。在先期轉移到長三角的老鄉們介紹下，周偉到了上海做汽修店學徒，工資不算高，可是他卻說：“這里治安很好，另外還有一些專為農民工無償維權的機構和律師，很多年紀大的老鄉在上海打工多年都很放心。”如今，他正在努力“學本事”，爭取留在上海。
在農民工輸出地安徽，省內許多地方出現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人們不免覺得奇怪，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向內陸轉移，作為勞動力“富裕區”，中西部本應吸引大量農民工就地轉移就業。勞動部門負責人分析指出，“軟環境”不夠規范是根本原因。據勞動部門統計，2006年安徽省內缺工大約在40萬以上，僅蕪湖一市就缺工10萬，今年這些數字仍有可能增加。對此，安徽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勞務輸出辦公室主任劉邦安分析說，用工環境不夠規范、完善，外出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不時地受到侵害是“逼走”大量農民工的重要原因。
許多農民工也道出了他們“舍近求遠”選擇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區打工的原委，工資待遇高其實并非吸引他們的全部，反倒是“工作環境好、治安好、做事情照規矩來”成為他們看重的首要因素。相比之下，在某些地區，許多用工單位利用地方招商引資求發展的急切心理，給農民工就業開出一些極苛刻的條件，比如不與務工人員簽訂勞動合同，不為務工人員交納社會保險，隨意加大勞動強度和延長用工時間、拖欠工資等，“嚇跑了農民工”。
越有“人情味兒”的地方越能留住農民工
在經過多年奮斗，完成一定積累之后，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感情需要”也在提升。
來自皖北阜陽農村的趙磊應該算是最早一批“打工族”的一員。在廣東打拼一段時間之后，她在14年前來到上海嘉定唯明機電機械有限公司，這份“十分滿意”的工作她做到了現在。
起初，憑著聰明伶俐，趙磊一進廠就干著別人羨慕不已的辦公室文員的輕松活。可為了“學點技術”，她干了半年就要求換崗到車間。老板滿足了這個年輕女孩“不安分”的要求，開明地說：“只要你想學，車間的技術隨你挑。”就這樣，趙磊學起了一技之長--車工。
已過而立之年的趙磊現在最開心的事就是，老板給她辦好了包括獨生子女證、暫住證以及醫療、養老、人身意外等綜合保險。有了這些，她的兒子不用再為入讀上海學校而多花錢，她生病了也能報銷70%的醫療費，55歲退休后還可以每月拿到五六百元的養老費。
“自己的想法能被理解、被扶持，往后的生活也有人惦記、有人幫助，這中間感受到的人情味兒是我早先打工經歷中所沒有體味到的。”她感慨地說。
和趙磊一樣，許多農民工也正在用他們“情感的天平”調整、或者固定著自己的務工生涯。
記者見到劉麗時，正巧她剛辭掉上一份私營電子工人的工作，籌劃著“自立門戶”開家服裝店。老家在安徽懷遠縣的劉麗生于1986年，是典型的第二代農民工的代表。健談、有主見是這個女孩兒給人最直接的印象。她說不管職業怎么改變，惟一不會變的是自己“不會離開南京”。
“南京的警察很好，派出所的民警對我們這些外地打工的人很和氣，一點都沒有因為你是外地人就為難、歧視你的意思。”她說，“不管本地人還是外地人，生活中需要幫忙的話，他們都會很快過來。”剛到南京時，孤身一人的劉麗在辦證件、租房子時得到了當地民警的許多照顧，她無論何時提起都充滿了感激。
提升“軟環境”競爭力已是地方當務之急
農民工是最講究實際的，誰給的工資高，哪里的工作環境好，他就會往哪里跑。反觀這幾年一些地方的“民工荒”，一個明顯的新趨勢是某些為農民工開工資過低、待遇差的地區“民工荒”更嚴重。為了吸引農民工就業，許多地區采取了大量措施改善農民工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和各項福利待遇，在就醫、教育、居留、維權等各方面給予農民工越來越寬松的環境。
27歲的孫斌老家在江蘇一個小縣城里，如今他已是北京中等規模的廣告公司管理階層人員。在他看來，身為一個“外地人”，生活在大城市的環境是否寬松是他選擇“留”或者“走”的關鍵，而北京現在的環境顯然是他所滿意的。偶爾遇到加班加點卻未加薪的情況，當地媒體都會積極地鼓與呼，直到問題解決。
“一方面城市主動接納外來打工人員，另一方面我們也在盡快地適應環境。”孫斌說。目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暫住證制度能夠取消，至少早點改成更人性化的居住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