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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領袖的社會責任”一向是全球企業界的熱門話題之一，在許多成功的企業家看來，它并非僅僅是一種商業姿態，而是在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企業內在的需求和自覺行動。
《商業周刊》報道說，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這種社會責任的大潮正在漸漸地改變著企業的商業行為。
將社會責任注入生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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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領袖的社會責任”并非僅僅是一種商業姿態，而是在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企業內在的需求和自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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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全球知名企業的領導人在關于企業價值和文化的表述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企業的“社會責任”。
“用可持續的方式實現社會責任。”——杜邦公司董事長兼CEO賀利得說。
“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可口可樂(中國)飲料有限公司總裁包逸秋說。
“做優秀公民不應只是商業姿態。可持續發展和企業責任成為我們所有運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愛立信總裁兼CEO思文凱說。
“責任和利潤不是博弈關系。人們對百年老店做過調查，他們都倡導社會責任第一，利益、利潤第二。”——海爾集團CEO張瑞敏說。
這些全球知名企業的領導人在關于企業價值和文化的表述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企業的“社會責任”。
百事公司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典范之一。他們在生產薯片時，把原料的生產與改善當地環境結合起來，利用專業技術的優勢，把原來的沙丘變成高產高效的土豆良田，這樣使原料生產和環境保護一箭雙雕。百事公司以訂單形式收購農民的土豆，既保證了原料的供應，還扶持了當地農民，可謂是兩全其美。同時，他們還把對于環境的保護貫穿于薯片的整個生產過程之中。百事生產飲料，就在水資源方面盡著自己的責任，他們聯合中國婦聯在邊遠缺水的地區為農民修建水窖，并不斷地將其專業的技術和理念融入到項目的實施中，改善水質，保證農民能夠使用安全的水。
聯合利華的一些舉措也值得稱道。聯合利華在孟加拉國投資建立了一個流動醫院，向那里的人們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在中國，聯合利華在為缺水地區提供可飲用水的同時，向棕櫚油的制造者們傳授著對植物廢棄物進行再利用的方法；在印度，聯合利華的員工幫助成千上萬的偏遠村莊地區婦女重新開始自己的事業。
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將有8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健康的威脅將變得越來越尖銳。飛利浦公司的許多有關醫藥項目的研究因此都直達偏遠的村莊，這使城里的醫生可以來診治病人。飛利浦公司同時還研發了低成本的水凈化技術及無煙的燃燒爐，這將為全球每年減少160萬由于吸入有害煙塵過多而引發肺病死亡人數。“對于我們來說，商業發展必須堅持可持續性”，飛利浦的首席采購官古思娜女士如是說，她在一個由諸多商業團體的經理們組成的可持續發展理事會中擔任要職。
道氏化學則看到了低成本住房市場的巨大需求并且正在進行用于房屋墻壁的環保型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研發。他們正在加大科研開發在諸如屋頂瓷磚產品中的分量，這可以為建筑物輸送更多的太陽能；其CEO利偉誠更是把全球水資源枯竭視為一個他們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他們加大對水處理技術的支持以方便缺少可用水的地區生產生活。“我們的商業其實和社會及環境方面是100%的利益一致的。”利偉誠說，“我們可以把地球資源問題和市場機會結合到一起。”
在履行社會責任中尋找商機
大量實踐也證明，如果企業對社會貢獻大，企業也能從中獲得市場規模的擴張，獲得社會認可的品牌效應，從而成為企業的無形資產，為企業資本進一步增值提供條件。
商業領袖的社會責任，要求他們承擔對社會的責任，突出強調對利益相關者、特別是勞動者和環境的保護。這是在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企業內在的需求和自覺行動。幫助一些民族、國家擺脫貧困、水資源缺乏，以及氣候變化的影響對保持公司的競爭力是非常重要的。
寶潔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他們認為在社會責任方面，最有可能施加積極影響的領域是水、健康和衛生。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2003年寶潔推出了一種新的低成本水凈化產品，以期減少發展中國家飲用水傳染疾病。
GE則更為典型。在杰克·韋爾奇任期內，GE拒絕清除此前它在哈德遜河傾倒的有害化學物質，使GE成為環境保護主義者抨擊的對象。但此后的伊梅爾特明智地改變了這種做法。他們已開始采取措施清除這些污染物。GE已表示，到2012年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要比2004年減少1%。這樣一個目標看似不高，但如果GE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可能要比2004年增加40%。GE也保證到2008年將其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即單位經濟活動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降低30%，這高于聯合國《京都議定書》制訂的目標和美國政府的目標。此外，伊梅爾特還就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積極游說美國政府。然而對于GE來說，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并不只是社會層面的問題或只是為了改善公司形象。伊梅爾特斷定，這其中蘊藏著巨大的商業機會。他認為，燃料價格的上漲、各種環境規章制度的加強以及消費者預期的上升，將會轉化為對清潔技術尤其是清潔能源的需求，GE的未來就在于此。正是基于上述判斷，GE制訂了一項被稱為“生態想像”(Ecomagination)的新戰略。伊梅爾特甚至很直白地說：“綠色就是美元。”
像GE一樣，英國石油公司也在防治氣候變暖這一本來對它極為不利的浪潮中發現了潛在機會。該公司新設立了一家低碳能源公司，計劃在未來10年投入大約80億美元，并預期到2015年低碳能源公司每年的利潤將達到60億美元。
與此類似的是，豐田、通用、福特、寶馬等汽車公司也在努力順應控制氣候變暖這一潮流，并通過積極發展混合動力汽車試圖分享隨之而來的潛在商業利益。
有人認為，環境和社會活動常常不得不屈從于企業的整體發展策略。早在200多年前，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對資本的自利性進行了描述，但僅僅認識到自利性，還只是認識了資本本性的一半。事實上，資本也具有利他性的一面。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過程中，客觀上增進了社會利益發展的論述，其實已經指出了這種兩重性。大量實踐也證明，如果企業對社會貢獻大，企業也能從中獲得市場規模的擴張，獲得社會認可的品牌效應，從而成為企業的無形資產，為企業資本進一步增值提供條件。凡持久性成長的大企業、跨國公司，無不是在企業自覺的自利與利他的互動中成長起來的。資本的本質是自利和利他的統一，在自利和利他的互動中增殖應成為資本增殖的規律。在現代社會倡導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是企業發展的內在需求，是企業資本特性、發展空間、發展動力所具有的雙重性特質決定的。
企業不是公共服務代理人
商業領袖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目的、有計劃地主動承擔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實現其與社會的和諧及可持續發展目標，不應該只是商業姿態。
目前世界掀起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運動，在本質上是一個現代企業管理從單重管理向雙重管理的升華，從非自覺責任到自覺責任的升華。但那些關注可持續發展程度最高的公司在執行時并不總是最棒的。
福特汽車公司是這方面的另一個例子。它的CEO威廉·小福特多年以來都致力于綠色事件并功勛卓著。他曾斥巨資去翻修整治被非法占用的河流；還捐資2500萬美元給守恒國際作為一個環境保護中心。
但是福特汽車公司卻有許多的先天不足。例如，它的SUV系列車型就非常耗油，“擁有一家綠色工廠并非福特的核心事物，節約燃料才是。”耶魯大學公司環境策略計劃主任，《從綠色到黃金》一書的作者之一安德魯·溫斯頓這樣評價說。
因此，指望商業領袖和企業成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主體是不現實的。就連在社會責任方面姿態積極的BP公司主席約翰布朗也表示：“企業就是做生意，它不是政府或公共服務的代理人。”
在當前的情況下，對于商業領袖的社會責任感的培養應該借助社會監督力和企業群體之間的相互約束力來推動。1996年6月由歐美的商業組織及相關組織制訂的SA8000(社會責任標準8000)，是全球首個對企業進行道德規范的國際標準。盡管國內對這個標準還有不同意見，但是通過規范的制度化的約束機制來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匯豐銀行也已經決定，在考慮是否向水壩和林業項目貸款方面，將采用世界銀行的赤道原則。赤道原則是根據世界銀行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政策與綱領所草擬，銀行內部必須落實與赤道原則一致的政策與作業，僅提供貸款給可以證明符合社會責任及環保的項目。瑞士再保險公司也明確表示，那些沒有對氣候變化給其業務帶來的影響進行充分管理的公司將不再受歡迎。類似的，花旗集團和荷蘭銀行也正在將社會和環境標準納入其風險評估程序中。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勞工和環境等非技術標準的重視，已經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構成越來越嚴峻的挑戰。盡管一些人認為SA8000等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新構筑的壁壘，但不容忽視的是，這背后的確存在社會責任的因素。
總之，商業領袖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目的、有計劃地主動承擔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實現其與社會的和諧及可持續發展目標，不應該只是商業姿態。必須把對社會和環境的高度關注融入到企業的日常運營中，使可持續發展和企業社會責任成為所有運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