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此次應對危機的大舞臺中，很多國家本來是表現積極的“正面角色”。但在過去的一年中，各種貿易爭端頻繁發生，不僅使一些國家因縱容保護主義、言行不一而有扮演“反派”之嫌，更可能使尚顯脆弱的全球復蘇之路蒙上陰影。
在百年一遇的危機“強敵”面前，任何經濟體在保護主義方面的兩面性，都會增加使復蘇成果付之一炬的風險。所以在“最壞時候已經過去”的現在，有必要重提一句：共克時艱尚需摒棄保護主義。
之所以稱現階段為后危機時代，或是復蘇“嫩苗期”，因為雖然宏觀經濟和工業生產、地產行業等指數改善，但失業率高位徘徊，民間消費與投資仍未真正啟動。而貿易保護主義如更強的寒流在復蘇的微弱溫暖下潛行，將拖累制造業回暖，打壓世界經濟止跌回升態勢。
不合理的貿易制裁更會中傷雙方的切身利益——被制裁方相關產業的就業狀況會更加惡化；發起制裁方的消費者將承受更高價的舶來品，消費受到打擊，經濟全局狀況再度惡化風險加大。所以要真正擺脫危機，使各國經濟發展走上正軌，需摒棄保護主義。
4月初倫敦金融峰會上，各國共同聲明反對一切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這一政治承諾今日言猶在耳。而作為9月下旬G20第三次峰會的東道主，美國總統奧巴馬11日宣布對中國輪胎特保案實施限制關稅的決定，可能讓不少美國人為之汗顏。
保證經濟體之間的健康貿易往來，無疑是走出危機的必要條件，這對于發達國家政治領導人而言，并不是高深難懂的道理。但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對中國輪胎、油井架等采取保護主義措施，歐盟對中國線材、無縫鋼管、蠟燭等采取保護主義措施……作為目前全球經濟復蘇中可能最具潛力的增長“引擎”，如果中國經濟再次遭到保護主義的傷害，最終為此付出代價的，只能是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
近80年前，為了應對當時的1929年全球經濟大危機，美國于1930年頒布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兩萬多種進口商品征收高額關稅，結果引發全球貿易大戰，成為大蕭條加劇的催化劑。80年后，無論在規模上還是性質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又一輪金融危機爆發了。
在這一輪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金融衍生品失控已得到初步遏制之際，全球經濟能否不再“二次探底”，下一步就看各方能否言行一致摒棄貿易保護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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