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特點就是嚴重依賴于政府。全球金融危機讓“凱恩斯主義”再次回歸，他所推崇的“國家干預經濟要求擴大政府支出，實行赤字經濟，政府支出成為市場需求的組成部分，有利于熨平經濟波動帶來的增長下降。”又一次成為反危機的武器。凱恩斯主義真的能夠拯救經濟嗎？日本20年來的經濟停滯恐怕能夠提供最好的殷鑒。
自從凱恩斯創立經典西方經濟學以來，關于總產出或總收入決定這一宏觀經濟學中心命題被分割成兩大部分，一是解釋短期中總產出為什么會出現周期性的衰退和擴張，二是解釋潛在總產出水平如何增長，前者被稱為經濟周期理論，后者被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由于凱恩斯認為在達到潛在總產出水平之前，總需求的變動特別是投資需求的變動對總產出起決定性作用，他是用總需求的變動來解釋經濟周期波動，因此，凱恩斯主義又被稱為需求管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被認為是應對危機的良策。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將日本經濟拖入衰退泥潭，為應對危機，日本實施力度空前的經濟刺激計劃，加大了舉債力度，然而大規模擴張性財政政策使日本由來已久的財政脆弱性問題日益凸顯，導致主權債務風險不斷積聚。金融危機以來，日本連續出臺四項經濟刺激計劃，總支出規模達75萬億日元，占GDP的5%左右。
在實體經濟陷入衰退、私人部門收縮信貸與需求的過程中，公共部門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與貨幣政策易產生“流動性陷阱”相比，財政政策用以遏制經濟衰退期由產出下降、信貸緊縮和資產價格降低所帶來的影響，對于縮短經濟衰退的持續時間，確實尤為奏效，然而其巨大的負面性也顯現出來：這相當于政府把本來分散于各個經濟主體（如金融機構）的風險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資產負債表風險上升為集中的政府主權資產負債風險，其直接結果是赤字水平及其融資成本的提高，公共資產負債表持續膨脹。
日本無論是國債依存度，還是債務指標都急劇惡化。截至2009財年末，日本國債余額同比增加約24.9萬億日元，債務總額目前達到創紀錄的約871.5萬億日元，債務依存度為52.1%，比2008財年提高12.9個百分點。
與其它國家不同的是，日本赤字是累積性的，既有周期性赤字，也有結構性赤字，而這些赤字和負債與日本長期推行赤字財政密切相關，可以說，日本堪稱凱恩斯主義赤字財政的典范。赤字財政作為一種需求管理政策,其功能時效具有短期性。一旦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長期化,就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后果。
20世紀90年代初，資產泡沫破滅嚴重打擊了日本經濟。“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一直處于資產價格收縮狀態,作為對泡沫時期大量設備投資的減少,經濟體系需要對資本存量進行調整。為挽救經濟，日本政府在1992-1998年間通過減稅、增加公共投資、購買土地等方式，密集推出財政刺激計劃，投入超過GDP的15%，其中約半數作為公共投資。1992后的十年，日本又實施了十多次經濟景氣政策，其規模也是越來越大。但這些經濟對策并沒能使日本經濟走上依靠內生需求主導的增長之路，相反卻使經濟增長對財政和負債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
曠日持久的財政刺激計劃超越了日本政府財力所限，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而因巨額財政赤字助推利率上升，對私人投資產生了嚴重的“擠出效應”，實際GDP和潛在GDP(充分利用一國產能能夠生產出的GDP)缺口始終處于高位，導致較低的人均產出。同時也使日本財政狀況嚴重惡化，國債總額不斷膨脹，過去十年日本就增加了200萬億日元。由于日本政府赤字或是通過稅收融資,或是通過債務融資,或是通過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給融資。這也就不難理解日本經濟為何多年來一直陷入債務型通縮，即“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高負債”狀態了。
日本的債務狀況的確是發達國家中最糟糕的。如果以負債總額占GDP比重看，2009年日本債務總額已達到創紀錄的871.5萬億日元，占GDP的174%，是經合組織中最高的。隨著債務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復蘇步伐，個人資產增長乏力，日本國民儲蓄率已從1998年的10.5%下降到2008年的3.3%，IMF預計幾年之內日本儲蓄率由正轉負的趨勢不可避免，資本與負債的缺口會越來越大，日本政府的國家信用將受到重大打擊，多年來靠國民儲蓄支撐的債務模式難以為繼，日本離資不抵債的日子為時不遠了。
歐洲、日本深陷債務泥潭再次讓我們重新思考反危機機制，“赤字財政”作為一種需求管理政策,其功能時效具有短期性。“赤字財政”不宜長期化，一旦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長期化,就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后果，弱化財政政策的調節功能。從長期看，要想從根本上克服經濟衰退，必須從傳統的需求管理轉向促進長期增長的供給管理政策,改進有缺陷的經濟結構，在刺激經濟增長與平衡財政之間探尋新的經濟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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