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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經濟增速過快和通脹預期影響，勞動者加薪風潮已不獨中國所有。據報道：一場尋求加薪的聲勢浩大的罷工潮日前在東南亞國家爆發。其中，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國的情勢最為嚴峻，即便政府松口加薪，但工人們依然對加薪額度仍有不滿。
同時，中國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負責人對外明確表示，目前相關部委尚未將“收入倍增計劃”寫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草案。這也意味著外界呼聲極高的“國民收入5年倍增計劃”短期內尚無可能成為未來收入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更進一步，如果現有的收入初次分配改革草案不觸及實質性、強制性的國民收入提升方案，那么最終收入分配改革將很難“落到實處、收到實效”。
不難揣測，決策者所為擔憂的是世界經濟復蘇前景出現波折，二次探底的隱憂始終困擾著中國出口經濟產業的成長，并且可能會對中國就業增長和結構轉型帶來實質性的沖擊。如果在這種情形下大幅提升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薪酬水平，很可能會使出口產業造成嚴重沖擊。這樣的擔憂本無可厚非，但是其背后隱含的假定前提是只要中國最廣大的中低收入階層薪資不漲，那么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就會持續，而中國經濟可以繼續依靠出口導向型經濟尋求結構轉型的突破口，直至最終通過“發展”這一被歷史證明有效的通道解決所有增長、就業和收入分配問題。
然而，事實并非理論，這樣的假定在過去起點極低的發展初期階段或許能夠保證。但是就目前來看，這一發展模式所依賴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了。不僅中國的勞工對改善工作環境和薪酬水平的呼聲越來越高，來自歐美的貿易壁壘也在飛速提升。更為根本性的是此次次貸危機使歐美發達國家充分意識到單純倚重虛擬經濟風險甚大，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兩手都要硬”才是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硬道理。
在此戰略思路的根本轉變之下，中國依靠出口促發展，市場換技術的傳統思路徹底被堵死。要想實現長期的穩定繁榮，必須通過擴大內需、完善本國經濟社會制度，重現歐美發達國家完整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全面歷史進化軌跡，僅僅依靠出口實現跨越式增長走捷徑已經不再現實。
“先做大，再做強”的思維模式歷史局限性已經顯現。這一點在收入分配領域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先攤大餅再分配”，在理論上固然沒錯，但是實際上卻完全不同，因為在將餅攤大的時候已經形成了諸多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在進行再分配的過程中不僅將攤大的部分收歸己有，甚至將原來不屬于自己的部分也侵吞過來。珠三角農民工工資10余年未有增長就是最好的例子。
原本認識中“做大的質變導致做強的量變”也存在本質性的缺陷，這一認識將做大與做強混為一談，實質上兩者分別需要不同的影響因子。說的直白一點，就是做大的關鍵在于提升產能的外延性擴張，而不用理會產能是否為實際生產生活所需，這也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最大弊端。直接結果就是經濟產業周期受產能不足、過剩交替影響，給實體經濟帶來不必要的損失。
而做強的關鍵在于實現根據市場需求變動，對經濟增長的精確可控性管理的內生性擴張。其原則是市場化效率管理，而非行政式機械指令操作。由此可見做大和做強是完全不同兩種經濟運行管理狀態，做大和做強并無本質上的聯系。單純做大并不會導致經濟變強，甚至可能因為產能過剩、通貨膨脹帶來經濟潛在危機的沖擊，造成做強經濟的目標落空。
綜合而言，經濟調控中先做大，后做強的策略在改革開放初期可能有其存在的積極意義，但是時至今日，這一觀點可以休矣！縮小貧富差距、提升國內實際收入水平的內需擴張必須與維持出口增長的外需擴張同步進行。考慮到未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拉動內需的意義更勝一籌，因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
（作者系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