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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剩余勞動力已顯不足
目前，中國普通勞動力已經由“全面過剩”轉向“結構性短缺”。根據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蔡昉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中國勞動力過剩時代即將結束,勞動力不足時代即將來臨。蔡昉在三種假設情形下，對農村剩余勞動力作出了推算。保守估計，如果假設條件稍有變化，目前處于剩余狀態的農村勞動力只有2481萬人，農村剩余勞動力已明顯減少。而從結構上看，在農村剩余勞動力中，30歲以下的勞動力占比很低，已十分有限；30歲以上的則占到了80%。可以說農村再無“壯勞力”可供轉移了。
另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年度，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人數下降8.9%。特別是珠三角地區，2009年該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較2008年減少22.5%。從2010年一季度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監測中心發布的全國100個城市職業供求信息報告顯示，全國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約為1.04，勞動力供給已顯不足。而近日香港廠商會對“珠三角”企業的生存狀況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受訪企業表示存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勞動力短缺比率(即空缺職位占現有職位的比率)平均為20.8%；有12.7%的受訪企業的短缺比率甚至高達30%以上。
又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監測中心發布的全國100個城市職業供求信息報告顯示，東部缺工現象較中西部更為明顯，東、中、西部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1.07、1、1.01；而東部地區內，閩東南、珠江三角洲、環渤海、長江三角洲地區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均超過1,分別達到1.27、1.09、1.01和1。民工荒問題帶有明顯的結構性特點。
在勞動力短缺的同時，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也成趨勢。2010年以來，北京、上海、廣州等27個省區市紛紛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上海市4月起將最低工資標準從960元調整為1120元，廣東今年5月1日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升幅度超過20%。北京計劃從今年7月起將最低工資標準從原來的每月800元上調至960元，上調幅度20%。數據顯示，已經宣布上漲最低工資的11個省份平均漲幅達到17%。
另外，企業的“勞資不和諧”問題也十分突出。受“跳樓”事件困擾的富士康，員工薪資一調再調，工人每月底薪已經達2000元。而本田公司也準備把正式員工的月最低工薪從1544元上調至1910元，上調幅度達24%。相關企業的這些危機處理措施，反映了勞資矛盾已到了一定的臨界位置。而勞動力供給的減少，需求的上升，在拉動農民工工資大幅上漲的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
近年來,農民工工資幾乎與城鎮職工的工資增長速度保持同步,這種狀況反應了中國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勞動力價格上漲帶來新挑戰
第一，削弱了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競爭力。
中國出口產業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自主專利較少，依賴廉價的勞動力提高出口競爭力。而勞動力工資大幅上漲以后，傳統的產業失去競爭優勢，出口面臨下降。
第二，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增強，貨幣政策面臨收緊壓力。
勞動力價格上升，將推高我國通脹。“劉易斯拐點”出現以后，隨著低端勞動力的供不應求，農民工工資顯著提高，勞動力價格的壓力有可能逐步傳導到其他部門，造成整體工資水平上行，并將帶動核心CPI穩步上漲。
一直以來，人們主要關注由初級產品市場價格上漲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而這一次，即使忽略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原因，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也將推動物價水平提升。而反觀經過“劉易斯拐點后”的日本和韓國情況，二者均出現過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即高通脹和高工資螺旋式上升的情況。
由于成本推動型通脹的壓力在增強，未來的中國貨幣政策面臨著收緊的壓力。從日本、韓國的經驗看，日本自1960年代經歷過“劉易斯拐點”后，勞動力工資水平迅速上漲，通脹壓力使得日本政府采取了偏緊的貨幣政策。無獨有偶，韓國在1970年代末經過“劉易斯拐點”后，貨幣政策也出現緊縮。由此來看，中國的貨幣政策應時刻保持警覺，以防止“劉易斯拐點”后，出現較大的通脹壓力。
第三，企業運營成本加大，利潤率降低。
“劉易斯拐點”出現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處于轉型之中，農村向城鎮轉移的勞動力形成了激烈的就業競爭，勞動力價格較低，“利潤侵蝕工資”現象普遍。而追求高額利潤率，更使得企業投資行為不斷擴張，這是投資速度逐年加大的主要原因。“劉易斯拐點”出現后，利潤率降低，將在一定程度上會限制企業的投資行為。
現在，中國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凸顯了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進入尾聲。“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將對工資、物價、消費、以及經濟結構和宏觀政策造成全面影響。而“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也提供了新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勞動力價格上漲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新的機遇：有望刺激國內消費、制造業讓步服務業，為大學生提供更廣闊的機會、促進產業鏈提升、加快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并且有助于人民幣匯率找到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新的挑戰：削弱了勞動密集型的出口企業競爭力、通脹壓力增強、低附加值公司利潤率下降，等等。總之，工資的上漲暗示了中國經濟正面臨著重要轉折，整體來看利大于弊。而通過與日本、韓國的對比研究發現，工資的增長并不會阻礙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