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宏觀層次看，經濟結構調整箭在弦上，勢在必行，但從微觀層次看，市場主體理念和認識上的“轉型”卻可能沒有跟上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在筆者看來，這可能正是中國經濟的深層尷尬之一。
雖然全球金融市場哀鴻遍野，但激情四溢的世界杯依舊撩撥得人心緒紛飛。近日，筆者參加了一個“世界杯經濟”討論會，最深的感覺就是，業內人士在把世界杯和經濟說在一起時，多少有些底氣不足，鑒于“世界杯對經濟的實際影響微乎其微”是個基本共識，因此在談論世界杯和經濟時，大家總是不約而同地用到了“類比方法”，就是從世界杯的感悟中尋找世界經濟的共鳴點。平心而論，這些類比都很精彩，也同樣發人深省，但業內人士似乎覺得這種類比在正式的經濟討論會上談論有些不合時宜，屢屢自謙“比較牽強”，或干脆承認這種類比只是一種“戲說經濟”。
其實從學術角度看，世界杯和世界經濟同樣可以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分“正經”和“不正經”，“合適”與“不合適”。就像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所說的，經濟學留給世人的財富，不是一個個死板的經典結論，而是觀察世界、理解世界的一種方法。事實上，世界杯、足球，乃至網絡游戲、單親媽媽的選擇等等看似“不那么經濟”的另類問題，很早之前就成了經濟學的嚴肅研究對象，相關經濟學論文大量存在于國際領域，而高盛、摩根士丹利宏觀經濟研究團隊之類的頂尖市場研究機構在每次世界杯舉辦前都會正兒八經地出一期世界杯展望的研究報告，用經濟視角審視四年一度的足球盛會。但有意思的是，我們很難從中國經濟學頂尖學術期刊中看到這些“非經濟問題”的經濟學規范研究。中國有句古話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但每一行在中國社會中受到的認同和尊敬卻大為不同。雖然所謂“正業”和“非正業”，歸根結底都是偏見中的幻影。
但遺憾的是，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這種偏見似乎根深蒂固，如影隨形。
這種偏見表面上看似乎又是社會問題，與經濟無關，但此時此刻，筆者恰恰認為，這與中國經濟大大相關。正如李克強副總理近期在《求是》雜志中撰文所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要在加快兩個字上下功夫、見實效”。而在筆者看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迫切需要觀念上的轉型，揚棄對所謂“三教九流”的誤解和偏見，引導市場人士像尊敬金融行業、生產制造行業一樣正確理解和平等尊敬消費行業、服務行業和新興行業。
這種觀念上的轉型迫在眉睫。6月29日，市場目睹了上證指數2481點的失守，滬深股市的大幅下挫夾雜著歐美經濟數據的零星惡化在全球市場掀起了跌跌不休的頹勢。再怎么說，滬深股市畢竟也是傳遞了諸多未來復蘇信息的晴雨表。毫無疑問，隨著6月底以來美國經濟“超預期”表現的終結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不斷擴散，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不減反增，而一向被視作一枝獨秀的中國經濟，也在“2010年經濟走勢前高后低”的共識之余顯露出了陰影。6月30日，世界大企業聯合會就將4月中國經濟領先指標的環比增幅從此前公布的1.7%大幅調降至0.3%，低于前期的1.2%。
在筆者看來，中國經濟不僅如市場普遍預期那樣可能將于2010年第二季度走上此輪經濟復蘇的增長率頂峰，并于第四季度感受到真實的增長率下行壓力，還在當下面臨著多重尷尬：其一，通脹壓力與貨幣市場流動性趨緊的矛盾并存，受翹尾因素影響，6月CPI增幅還將高居3%以上，通脹尚存余力，而從SHIBOR利率和國債利率近期的上行走勢看，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卻不容樂觀，如此矛盾將貨幣政策調控者置于一個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其二，前期一系列房地產調控政策尚未達到預期效果，“量跌價不跌”的格局與“價跌量不跌”的愿景相去甚遠，繼續加強調控力度，恐將進一步放大“量跌”的增長拖累效應，而暫停調控則更會有損政策調控者的公信力；其三，外需后繼乏力與內需用力透支之間存在矛盾，下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的回落已成共識，全球經濟漸次從慷慨激昂的“超預期”復蘇中理性回歸，5月中國出口超預期增長的態勢恐難以為繼，而受制于耐用品消費的周期效應，中國汽車消費和家電消費在政策刺激下繼續超速增長的空間已然不大。
面對這些尷尬，中國經濟勢必需要尋覓到堅實可靠的新增長點，而經濟結構調整則是在摩擦中碰撞出新火花、在變革中培育出新動力的必然之舉。說得更直白、更嚴峻一些，結構調整將是中國經濟唯一出路。但觀念“轉型”的滯后，卻給經濟結構轉型蒙上了一層陰影，走出這層陰影，需要經濟決策者放下身段，主動引導社會大眾和市場人士更加真實地了解“非主流”的新興產業，在給這些行業更多政策優惠、社會保障的同時，給予他們切切實實的存在感和榮耀感，讓每一個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行業都受到應有的理解和尊重。
（作者系金融學博士，宏觀經濟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