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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界對于中國應當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形成共識，對于轉變增長模式就應當提高一般民眾收入也有共識。為此，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正在制訂的《工資條例》很受關注。但有報道稱，該條例能否順利出臺，是未知數。
各門戶網站的大字標題都說：該條例目前遭遇壟斷行業央企的極力反對，恐將難產。其反對的理由竟然是：企業福利部分不應該計入到工資收入，否則納稅和社保繳納的工資基數太大。換言之，他們是因為收入太高而反對《工資條例》。如果《工資條例》因此擱淺，那就太離奇了。畢竟，人們期待的《工資條例》的目標應當是，創造制度條件，讓目前過于低下的勞工工資收入得到更穩定保障，甚至有所提高。
事實上，真正妨礙《工資條例》出臺的因素，恐怕還是有些經濟學家編造的中國比較優勢神話，這個比較優勢就是廉價勞動力。而編造神話的人也被這個神話嚇住了，他們對勞工工資提高的后果充滿想象的恐懼。由于經濟學的影響極大，官員們多數有經濟學背景，因而，經濟學界盛行的這種工資上漲過敏癥，也嚴重地影響了各級政府官員對待勞工、對待工資的觀念。這些官員的政績主要取決于本地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經濟學理論似乎告訴他們，如果勞工工資有所增長，中國喪失廉價勞動力優勢，目前的高增長就難以為繼。因此，各級官員似乎都不樂見普通勞工工資提高，他們甚至可能為此設置某種障礙，在整體經濟、社會情勢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依然維持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
然而，早在200年前，斯密似乎就是針對這個低工資神話，提出過完全不同的工資理論：“下層階級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利呢，或是對社會不利呢？一看就知道，這問題的答案極為明顯。各種傭人、勞動者和職工，在任何大政治社會中，都占最大部分。社會最大部分成員境遇的改善，決不能視為對社會全體不利。有大部分成員陷于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而且，供給社會全體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過得去的衣食住條件，才算是公正。”斯密甚至似乎針對目前勞工普遍長時間加班的現象指出：“我相信，在各個行業，一個能工作適度的人，能夠繼續不斷工作，不僅長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那么，為什么勞動者報酬增加、勞動時間控制在合理限度，對社會全體有利？斯密提出過這樣一個微觀層面的解釋：“充足的勞動報酬，鼓勵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勵他們勤勉。勞動工資，是勤勉的獎勵。勤勉像人類其他品質一樣，越受獎勵越發勤奮。豐富的生活資料，使勞動者體力增進，而生活改善和晚景優裕的愉快希望，使他們愈加努力。所以，高工資地方的勞動者，總是比低工資地方的勞動者活潑、勤勉和敏捷。”換言之，勞動者獲得他認為體面的工資收入，可以鼓勵勞動者提高自身勞動效率。微觀層面上的效率改進，必然可以提升整個企業的效率。
從宏觀角度看，這也必然提升整個社會的效率，而最健康的經濟增長，只能來自效率的改進。斯密在《論勞動工資》一章最后一段簡短地討論了工資提高反而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機理。同時，更為重要的是，普通勞工工資收入保持在合理水準，將會塑造出一個相對平衡的經濟結構。關于這一點，人們其實已經達成共識：中國當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主要就是普通勞工的工資收入過低，他們的消費能力低下，導致經濟增長不得不依賴高投資、高出口。
可以說，斯密早在200年前就已經告訴當代中國人，應當容許普通勞工工資提高。讀者諸君想必已經注意到，我一直沒有說“提高工資”云云。原因在于，歸根到底，工資是具體的勞、資雙方在一個公正的平臺上自愿協商、談判的結果。因此，外人無從“提高”勞工的工資，只有工人自己有能力提高自己的工資——當然是在企業的配合下。
基于市場制度的這一基本原則，企業之外的各類主體，主要是立法者和行政部門，所能做的事情主要是創造和維系勞資雙方進行協商、談判的制度平臺。《工資條例》所能發揮的作用，也主要在于此。概括起來，《工資條例》應當做的事情只需一條：確認勞、資雙方的平等地位，把這一點貫穿到有關工資談判、糾紛解決的全部程序中。
而要盡快通過合乎這一原則的《工資條例》，需要立法者、需要企業精英意識到斯密已經充分討論過的一個經濟學常識：勞工報酬趨向合理，不僅是經濟繁榮的產物，也是經濟、社會同時繁榮的動力。
(作者系北京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