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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5-27 作者:楊小剛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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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致力于和諧社會建設的人們來說，富士康的“12連跳”不僅是一串揮之不去的魔咒，也是打在臉上的耳光，響在耳邊的警鐘。夠了！真的夠了！
所謂“夠了”，不是指類似的事情今后不會再發生，而是說，我們的社會和商界，應該從“12連跳”中汲取足夠的教訓；或者說，相對于我們要汲取的教訓來說，12個鮮活的生命，已經是足夠的代價。
而富士康危機能否轉化為中國和諧社會建設中，讓勞工階層獲得“有尊嚴的勞動權利”和“免于恐懼的自由”的一次轉機，端賴我們此刻的反思和努力。
我們認為，危機成為轉機的關鍵，是社會經濟決策的重心是否能從“資本主導”轉向群體價值優先，尤其是“勞動者優先”。
以資本為主導、把資本回報作為第一目的、將股東價值凌駕于其他一切價值之上的“股東資本主義”，一貫要求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化，對勞動者的態度是“只要他們不提出反抗，就一直榨取下去”。這種視勞工為機器的資本主義形態必須得到節制。
早在1978年，丹尼爾·貝爾就指出，從亞里士多德到亞當·斯密，傳統的道德哲學家們從未宣稱“財富創造本身就是目的”，“資本積累就是目的”，相反，物質生產和資本積累是創建文明生活和促進美德的手段。為此，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他這樣闡述自己的立場：“在經濟問題上我持社會主義立場。我所謂的社會主義不是中央集權或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它所論及的是經濟政策的優先權問題。為此我相信，在這個領域里，群體價值超過個人價值，前者是經濟政策合法的依據。所以社會資源應該優先用來建立‘社會最低限度’，以便使每個人都能過上自尊的生活，成為群體的一分子。這意味著應有一套勞動者優先的雇傭制度，有對付市場危機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夠的醫療條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我所支持的社會最低限度是指能滿足基本生活要求的家庭收入，……它自然會因時代發展而有變動�！�
我們并不主張，讓那種不符合中國現實經濟發展階段的“福利主義”迅速流行，但我們強烈呼吁，各級政府社會經濟決策的重心，必須回到充分考慮勞動者“最低限度保障”的起點上，而且，“最低”必須因時代發展而變動。那種所謂“現在的勞工是90后，本身比較脆弱”的觀點也許說出了一部分事實，但絕對不代表良知。“最低”不僅意味著經濟和生活的保障，而且也意味著應該以善良、平等的態度，把人當作人，善待勞動者的心靈和情感。
希望各級政府在招商引資、追求GDP的過程中，想象我們自己的兒女也要到政府招引來的工廠工作。招商引資，應該招“謙卑的資本”，“懂得感恩的資本”，“有責任的資本”，而不是狂妄自大、唯我獨尊的資本。企業和社會之間必須有一個牢固的、基本的契約，那就是勞動者不能成為冷冰冰的零件，他們是人。如果沒有這個基本約定，而是縱容資本意志，那么必然導致馬克思所說的“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的異化。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旗幟鮮明地表達社會主義立場，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資本天生有逐利性，除非遇到障礙，除非自我節制，否則一定是無休無止。越強大的資本，越可能在既有的路徑上長驅直入。
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家，丹尼爾·貝爾尚且直言自己的“經濟社會主義立場”，提出“我自稱社會主義者，還因為我反對把財富轉換成與之無關領域的過分特權。我堅稱這是不公正現象”的觀點，我們在利用資本、保障資本合法利益的同時，清晰地表達珍惜勞動者、善待勞動者、對勞動者基本權益的安排具有優先性、資本并不是社會中的一種特殊力量，它更應成為恪守文明社會基本倫理的力量等等價值觀，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嗎？難道對那種缺乏自我反省和懺悔意識的強橫資本展開批評，對地方政府來說反而是難以啟齒的嗎？
當然，富士康危機能否成為轉機，還與中國產業結構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有關，與社會、教育等多方面的干預有關，與年輕的工人們的自我教育有關。我們真誠呼吁中國年輕的勞動階層尊重生命，熱愛生命，堅持責任倫理，無論在怎樣困難的境遇中，懷抱一顆堅韌的、對未來有希望的心靈。一跳，是最簡單的解決方式，但是，人生需要的是遠比這一跳更大的勇氣和力量。在你們身后，從家人到社會，其實有許許多多的溫熱情懷，期待著接納你們，幫助你們，走好人生的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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