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長為債權大國的速度比崛起為經濟大國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國繼日本和德國之后成為世界第三債權大國，并于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債權國。然而作為國際債權大國的中國權利和義務嚴重不對稱，正面臨著不成熟債權國的種種困境，中國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債權大國。
根據國際債務周期理論，不成熟的債權國是那些不能以本國貨幣向國外借貸，從而為其經常項目盈余融資的國家。這或者是由于其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或者是由于國際資本市場被擁有高度發達金融市場的地區或國家的貨幣所主導。不成熟債權國盡管有相對非流動性國外直接投資流出，但不成熟債權國的經濟不斷累積以國際性貨幣持有的外國流動債權，所產生的貨幣不匹配將使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難以實現均衡，政府對貨幣的管理也將更加困難。我國當前就具有不成熟債權國的許多特征：
從結構上看，中國債權國地位是防御性的“官方債權國”，而不是主動性的“私人債權國”。如果一國的對外投資是以直接投資、私人性質的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為主體，可稱為“私人債權國”；如果一國的對外投資是以儲備資產或官方貸款為主要形式則稱之為“官方債權國”。從我國對外金融資產的結構看，2009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34601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為23992億美元，儲備資產占對外金融資產的69.3%。在對外金融資產增量中，對外直接投資增加2296億美元，證券投資增加2428億美元，其他投資增加5365億美元，儲備資產增加24513億美元，分別占對外金融資產的7%、7%、16%和71%。
從收益率上看，作為國際債權大國的中國卻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謂“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余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并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的美國國債（收益率3%-4%）回流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大規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然后將這些“商品美元”投資在以亞洲為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收益率10%-15%）。這實際上是一種失衡的國際資本循環方式，它反映的是經濟全球化中金融霸權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紅利剝奪。
此外，作為不成熟的債權國，中國無法以其自身貨幣進行放貸，大量貿易順差由此帶來了貨幣的不匹配和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
而與之相反的卻是，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的美國，債務不但沒有對其形成制約，反而成為美國維持金融霸權的工具。從貨幣構成看，美國的外國資產大多以外幣計價，而其負債則幾乎全部以美元計價。美國憑借“美元本位制”不僅支撐其債務的國際循環，也能利用貨幣“估值效應”，通過債務貨幣化或變相貶值增加國民財富。在國際貿易計價、世界外匯儲備，以及國際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別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實際上已經演變為美國的“債務本位制”。一方面，作為貨幣發行國，其可以通過增發貨幣以履行對外償付義務或稀釋對外債務負擔，因此其主權信用風險的發展還可能會以隱性違約方式出現，即通過儲備貨幣貶值變相違約其外債償付義務。
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對外大量進行長期投資獲取巨大經濟利益。與平均3.5%左右的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水平（借貸成本）相比，海外投資（FDI）形成了高利潤回報，據統計在2000-2006年間，美國對外資產收益年率高達20%。
債權和債務關系本應是國家博弈和互動的工具和籌碼，當前是該思考中國如何扮演美國最大債權人角色的時候了。中國要將作為債權國的金融權力轉化為國家政策工具，增強抵御外部壓力的能力和向外施壓的能力。
采取三步走戰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的，人民幣國際化要采取“三步走”戰略，即堅持人民幣“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的取向，先逐步增加人民幣在全球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份額；再使人民幣逐步成為主要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主要投資幣種，最后逐步成為儲備貨幣。依筆者看來，近期中國應該積極建立境外人民幣投融資渠道，一是在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開放境內一部分人民幣市場給境外合作的主體，這也是為了境外主體獲得人民幣和運用人民幣的渠道。二是借助現在QFII管道讓境外人民幣回流國內。三是推進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境外人民幣資金投資境內債券市場等，真正擴大人民幣在國際上的流通，可以說都可能有助于提升中國國際債權大國地位。
推進建立發達的本土金融市場。中國不成熟債權國地位與我國金融市場不發達有密切關系。我國處于金融潛化階段，中國金融結構、中國金融資產與資源分布以及金融資產管理組織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結構性缺失。要盡快建立發達的本土金融市場，擴張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理順投資與儲蓄不暢的轉化機制，通過增加國民擁有財產性收入實現財富重整，進而實現“藏富于民、藏匯于民”，鞏固債權國的形成基礎并提高財富效應。
此外，要減少債權投資增加對外股權投資。對外資產的股權投資作為資本輻射功能的具體表現，是一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的過程。中國要積極調整對外資產結構，通過資本的全球戰略布局，將中國的資本優勢轉為制度、資源和投資的優勢，完成由被選擇者向選擇者的轉型，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
當前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演變成債務國向債權國進行戰略制衡的一種工具，中國應跳出“人民幣升值論”的怪圈，通過提升中國國際債權大國地位來尋求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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