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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36條”松綁民資 更松綁政府自己
    2010-05-14    作者:張茉楠    來源:證券時報

    “新三十六條”的出臺,戰略意義將遠大于經濟意義。打破行業壟斷,擴大對內開放,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參與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加大技術研發和改造升級的投資力度,從根本上解決民間資本準入的動力問題。
  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經濟反哺,而是讓更多的要素流動起來;“新三十六條”松綁的不僅僅是民間資本,也是政府自己。
  昨日,國務院公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即“新三十六條”,《意見》涉及到的壟斷行業、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納入對民資開放范圍。“新三十六條”脫胎于4年前國務院的“非公36條”,是上次政策的延續深化?還是另有深意?在筆者看來,這一新政的出臺其戰略意義將遠大于經濟意義。

  涉及經濟增長動力切換問題

  當前全球經濟深度衰退趨勢得到了初步遏制,但經濟復蘇的基礎依舊脆弱。如何盡快恢復經濟內生性,培育政府投資的接棒者,以減少未來政策調整可能帶來的振蕩,可能是各國政府的當務之急。長期的全球復蘇管理依然面臨諸多挑戰,一定程度上,全球經濟復蘇是各國政府大規模刺激政策催化的結果,復蘇的根本策動力表現在政府而非市場層面。
  經濟周期性復蘇需要經歷3個階段:首先是政策刺激階段;其次是庫存周期逆轉階段,庫存周期逆轉促使企業加大清理庫存商品力度,從而可能夸大了經濟復蘇初期的復蘇活力;最后是內生恢復性階段。
  目前全球經濟正處于反彈與復蘇、政府與市場、刺激與內生的交替時期,各國經濟正由救急走向整固。經濟增長動力如何切換?
  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高投資率有其合理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投資結構與投資效率較差。要借此大規模投資之時,盡快打破行業壟斷,擴大對內開放。放開公用事業(市政建設等)、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醫療、教育服務等)、金融服務、國防科技工業,以及壟斷行業領域的準入標準,明確準入時限。政府要為高含金量的資本流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以獨資、合資、合作、聯營、項目融資等各種方式,參與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加大技術研發和改造升級的投資力度,從根本上解決民間資本準入的動力問題。

  涉及反危機機制的效率問題

  “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背后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問題。特別是金融危機后,由于對“市場失靈是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的判斷,使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政府強勢干預,在兼并重組的過程中,大公司經濟卷土重來的現象。然而透過現象看本質,危機肇發的根源不僅是由于市場失靈造成的,更是由于政府失靈造成的。政府與市場相脫節,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由理性走向非理性,從而引來市場的無序與瘋狂,而政府長期保持低利率,不斷加大流動性、以泡制泡,違背市場經濟規律,才是造成這次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因此,危機后的全球經濟也面臨著如何向市場理性回歸和政府理性回歸的過程。
  金融危機似乎讓各國政府出現了方向性的誤判,讓很多人相信政府的絕對力量,甚至崇尚自由經濟的美國也走向了“國家資本主義”。大危機讓凱恩斯主義再次回歸。凱恩斯推崇的“國家干預經濟要求擴大政府支出,實行赤字經濟,政府支出成為市場需求的組成部分,有利于熨平經濟波動帶來的增長下降!庇忠淮纬蔀榉次C的武器。
  但事實證明政府干預并不能消除經濟的周期波動,也不能消滅經濟周期。從羅斯福新政到各國政府相繼出臺經濟干預的政策效果來看,雖然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經濟波動的震幅,刺激了經濟的加速復蘇,但從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經濟滯漲,以及隨后發生的幾次經濟危機,不難看出政府干預不僅沒有消除經濟周期,而且每一次新的經濟危機都會使政府負債更上一層,使其危機調控能力更降一層,凱恩斯主義也不是萬能的。
  由此全球也患上了金融危機的后遺癥——大規模國家干預導致的政府債務膨脹。根據去年9月《經濟學人》雜志設立的“全球政府債務鐘”紀錄,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國負債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2011年全球債務將超40萬億美元。主權債務危機是全球大規模救市政策的副產品。
  伴隨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金融機構負債和美國的家庭負債向國家負債回歸。在實體經濟陷入衰退、私人部門收縮信貸與需求的過程中,公共部門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推動了公共部門杠桿率的攀升。過度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相當于政府把本來分散于各個經濟主體(如金融機構)的風險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資產負債表風險上升為集中的政府主權資產負債風險,其直接結果是公債債務水平及其融資成本的提高,公共資產負債表持續膨脹。而與之相對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發達經濟體自主性投資還很疲弱。2009年美國全年企業投資下滑17.9%,降幅創1942年以來新高,國家大規模干預的成本太高,而效率很低。
  因此,此時出臺“新三十六條”其意義不僅是“國退民進”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動力增長切換的問題,它反映了國家對反危機治理機制方面更深層次的考量。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經濟反哺,而是打破壟斷,制度保障的經濟自由、產權自由和流動自由等,讓更多的要素流動起來,相信“新三十六條”松綁的不僅僅是民間資本,也是政府自己。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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