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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國地產價格高企的問題已基本從經濟領域跳出，變成了一個政治是非問題。一個過熱的經濟現象變身成政治是非問題，很難說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不過，用政治是非來分析經濟走向，不陷入政治第一性、經濟第二性的決定論里，就不算太壞。因為以政治方式熱議經濟現象，常常會引起制度變革，這也是政治最大限度為經濟所能做到的成績。
但無論政治帶來的制度性成績多么重要，多么無法缺少，都不能以政治手段取代經濟方式，尤其不能以政治話語控制市場的價格趨勢。因為這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容易過激，導致意識形態過熱，從而對經濟產生很大破壞。
中國地產問題是很復雜的，想通過解決地產價格問題來達到全面平衡，無疑是水中撈月。不僅因為單一地談價格，容易忘記中國地產的復雜性；而且因為，單一談價格，更顯得我們其實很無能。
中國地產的復雜性，涉及制度的滯后，比如土地制度、財政稅收制度，這可以多方辯論。也有市場本身的原因：行業周期長短雖難以預測，但2000年來中國地產景氣周期長達十年卻毫無疑義，這不是人為因素可以隨便改變的，盡管過熱之后會有冰冷。還有歷史發展階段無法回避的原因：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經濟多年的發展，使得在這個進程中的國民住房期望值也水漲船高，這就蘊含著此歷史階段中社會財富不可能滿足全部預期這樣一個瓶頸在。
這里每一個原因，都可以給地產市場帶來無窮的變化。當然，無窮的變化最終變成了只討論房價，也有一定的現實邏輯，誰叫中國地產總是無休無止地上漲呢？
但變成一個價格問題，中國地產的問題并不因此就簡單了。因為價格的波動，對全人類而言都那么高不可攀，中國并不例外。盡管你可以說，看中國地產，只看價格相當提綱挈領，其他復雜性再多，也不是要害。說這話本身并沒有大錯。但即使是很正確的簡化，也并不證明就有能力解決。價格的一味上漲就是傻子也能看到，但這個最簡單、大家都能夠看到的問題，就一定能夠解決嗎？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有人說中國現在的地產過熱，仿佛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日本，是一個遲早要破的肥皂泡。這就沒有錯。但那時的日本也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但有什么辦法可以事前諸葛亮地阻止這種破滅呢？日本人在管理宏觀經濟方面，不比中國人差，他們沒有做到事前諸葛亮，我們就能夠做到嗎？
有人說，宏觀控制地產價格要動真格的，比如說要反腐，現在地產市場官商勾結嚴重，要出重拳打擊這樣的利益糾結。但這是氣話多于冷靜分析。因為中國地產價格高漲不是一時一地，是全國都在漲，是漲了近十年。這種看法是太看高這些勾結起來的官商了，而且這還等于說中國這十年是黑暗的十年，是只有地產價格高企，剝奪全民財富的十年。事實上真的如此嗎？要是誰真的給出翔實分析，證明官商勾結造成了中國地產價格高漲，那就是對全人類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了，獲八百次諾貝爾獎也不過分。
還有人似乎更學術地認為，控制地產價格要從制度建設著手。這種論調正經八百得幾乎讓人無法反駁。比如他們說要改革土地制度，這是有道理的。中國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已眾所周知了，但他們援引的土地制度完備的發達國家，似乎沒有一個國家不曾出現過地產泡沫。比如美國上世紀初期有過大蕭條，各種制度更完善的本世紀初，也有次貸引起的地產價格的高度波動。
最近一些日子，最為學術的觀點是要求中央新建相關的房產稅種，核心是建立防止房產有暴利獲得的稅，比如土地房產增值稅、物業稅，或者叫名字很怪的住房保有稅。有此論調的人，通常模糊了稅收的基本效果，即任何稅收都不會給國民降低生活成本。實際上相反，任何新征的稅種，都是國民一生之中多出來的生活成本。最有效果的加稅，也不過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面對中國地產價格的高漲，沒有現成的好答案，可以立刻借用；也沒有別國的好經驗，可以馬上學習！人類阻擋價格趨勢，無論是上升還是下降，都是無能的。不承認這點，是無法談價格問題的。自三月底以來，長達半個月，所有中央的主流媒體都在炮轟高房價，但房價卻炮轟之中繼續量價齊升，可以為此結論做結。
當然在這場炮轟之中，對住房渴望卻被高價阻斷的人們，也獲得了一些溫暖，那種來自中央媒體、明辨是非的意識形態的溫暖。但這和房價的穩定和下降無關，更和保證居者有其屋無關。
有溫暖，沒有辦法，這種溫暖是偽溫暖。不過，偽溫暖似乎卻也不是劣質品，某種程度上它是人類的根本需要，不可或缺。最起碼，可以使人在上漲的價格面前，暫時忘記人類面對經濟周期的無能。
這種偽溫暖固然也很偉大，但對于認清房價，還不如流行語里許多無奈的話——比如說我們在蝸居，我們是蟻族，說大家成了房奴——更能警醒我們，直指我們的渺小。
（作者系獨立財經觀察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