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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中美貿易爭端，近來成為各界熱議的焦點，相關的報道和爭論亦是絡繹不絕。這不禁讓人聯想起歷史上相似的一幕。
在1969年到1978年以及1985年至1987年，日元和德國馬克同時經歷了兩輪堪稱比翼雙飛的大幅升值。兩種貨幣的兩輪升值幅度，均超過了40%。其中，1985年《廣場協議》以及隨后日本經濟的遭遇，至今令人談虎色變，并引之為升值恐懼論之經典依據。然而，歷史想告訴我們的遠不止這些。也許我們還應該記得，《廣場協議》升值的“黑名單”上，除了日元，德國馬克也赫然在列；然而，兩國經濟隨后的境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在新世紀國際經濟形勢風起云涌之際，中國踏至歷史性的關鍵節點。在這樣的時刻，以審視的眼光回望數十年前德日兩國的成敗得失，在讓人感慨唏噓之余，也會對我們有些許啟示。
升值沖擊下的失業率應對
20世紀60年代，日本和德國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尤其是對美國出口急劇上升。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風雨飄搖的時代背景下，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的“新經濟(310358,基金吧)政策”，以及同年西方十國達成的《史密森協定》，對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匯率升值均產生了推動作用（不過馬克的匯率調整更為主動，早在1960年代就有小幅調整）。1969年至1978年，德國馬克和日元對美元升值的幅度，累計分別達到了49%和42%。在大幅升值的沖擊下，德國和日本經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就我們今天非常關心的經濟問題——就業和經濟結構調整——而言，當時兩個國家的表現存在一定反差。
其中，日本的就業市場狀況較為穩定，而德國出現了嚴重的失業。后者的失業率從1970年的略高于0.5%，躍至1975年的4%；而身處相同背景的日本，其失業率一直控制在2%左右，與升值前1.2%的失業率相比，變化較為溫和。這是由兩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彈性差異造成的。日本在終身雇傭制的背景下，企業很少采用裁員來應對經濟不景氣，而員工也易于接受減薪與企業分擔困難。而在當時的聯邦德國，工會勢力強大，德國工會聯合會在整個議會中的席位占到了44%，大部分聯邦部長也是工會會員。工會在1974年為實現工資兩位數增長而進行了罷工行動，甚至加速了當時勃蘭特政府的下臺。因此，得益于一個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日本經濟在外部沖擊下保持了較低的失業率。
而德國在經濟結構的轉型方面反應更為迅速。在20世紀70年代，德國已形成了以“二元制”為主導的職業教育體系。所謂二元制教育，是把傳統的學徒培訓方式與現代職業教育相結合，其“二元”分別是企業和學校。而且，在職業培訓內容中，不僅包括電氣、機械等制造行業，還包括了諸如經濟與管理、護理與健康、家政與營養等服務領域的專業課程。此外，職業培訓的內容、專業等，也會根據現實需要變化及時進行改進。在1969年生效的《聯邦職業教育法》中，還專門將職業改行納入了職教體系。得益于此，德國較快實現了經濟結構調整：在1971年，德國和日本的服務業占GDP比重分別為：49.8%和49.0%；到了1974年，兩國的比例則分別是52.7%和50.3%。在經濟學中，服務行業提供的產品是典型的非貿易品；因此，服務業的發展，反映了德國經濟重心向內需方向調整。而成功的職業教育，則在供給因素方面加速了這一調整過程。
匯率升值與泡沫經濟無確定關系
德匯率升值同途殊歸的歷史提示我們：匯率的大幅升值，并不是日本“泡沫經濟”的充分條件。同樣，如果我們注意到美國次貸危機之前，美元匯率持續多年的貶值趨勢，那么匯率的大幅升值，也不是“泡沫經濟”的必要條件。簡而言之，匯率大幅升值和“泡沫經濟”并沒有確定的關系。但是，在現代信用紙幣條件下，每一次的泡沫經濟中，我們都看到了極度擴張性需求政策的影子——每一次泡沫的形成無一例外。
匯率升值本身，對日本經濟的影響需要全面的評價。事實上，匯率升值后的幾年中，隨著貿易條件的改善，日本對外貿易的福利水平有很大提高；并且，匯率升值，也在經濟結構調整、對外投資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貿易條件改善這方面來看。按照日本東京大學吉川洋教授的估計：從1985年9月到1987年12月，日元兌換美元匯率從240:1升值到130:1，在這兩年中，日本共減少了9萬億日元的出口收入，占同期GDP的1%，這確實導致了國內投資和消費的減少。但從進口方面看，日元升值后，以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下降，并由此導致兩年共減少了9.3萬億日元的進口成本，比減少的出口收入還稍多。進口商品價格降低，還給企業帶來成本下降、利潤上升的有利影響。總體上，日元升值帶來的進口收益及其關聯效應超出了出口損失，并且促使經濟增長從依賴出口轉向擴大內需為主，使經濟結構也發生了積極改變：一些出口企業受升值影響而倒閉，但更多面向內需的企業獲得了發展。同時，由于日元升值降低了對外投資成本，為這一時期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不過，日元的大幅升值，確實對外部需求造成了重要沖擊。1986年，日本的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出現了負貢獻，GDP增長率則由1985年的5.08%降至2.96%。在此背景下，日本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政策，以期減少對外部需求的依賴，使內需發揮主導作用，從而維持經濟增長。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雙松政策組合。在當時日本擴大內需的過程中，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的格局，具體包括增加政府公共投資（財政政策）、擴大企業投資（貨幣政策），以及轉變居民消費結構等措施。
但是，決策者嚴重高估了日元升值對經濟的沖擊，因此雙松政策力度過大。這就導致了兩方面的不良后果，為今后“失去的十年”埋下了伏筆。其一，過于寬松的宏觀政策，尤其是貨幣金融政策，導致國內資產價格泡沫膨脹，大量資金涌向了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同時，也加劇了境外熱錢的流入，進一步推高了資產價格。后來泡沫破裂產生的落差之大，其原因就在于此。其二，過度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減少了日后經濟刺激的政策空間。日元升值后，經過幾年的雙松政策組合，日本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在1990年就已超過了50%，而德國的這一數據直到2001年也未超過40%；貨幣政策方面，日本在1989年的存款利率僅不到2%，而德國這一數據高達5.5%。可見，相對而言，帶著這樣的財政、貨幣政策條件進入1990年代，日本經濟刺激的政策空間已經捉襟見肘。而當經濟真正面臨困境的時候，政府刺激經濟的能力已經大受約束。
在馬克大幅升值以后，德國經濟同樣受到了沖擊。1986年德國的出口受到明顯沖擊；在1987年，德國經濟增長率更是降至1.40%，與升值前1984年3.12%的增長率形成了鮮明對比。但是隨后德國經濟強勁反彈，1988年經濟增長率已經攀升至3.71%，1990年更是超過了5%的水平。在1993年，德國經歷了短暫的衰退之后，又回復到了平穩增長的路徑上。
可見，與日本相同，作為廣場協議的眾矢之的，同期的德國馬克也經歷了大致相當的升值幅度，并承受了相應的沖擊。但與日本不同，德國政府持有完全不同思路的經濟政策取向。
在貨幣政策方面，德國民眾對過去的通脹刻骨銘心，這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具獨立性和穩健性聲譽的德國央行。對于歷任德國央行的政策制定者，他們均以穩定物價水平為首要目標。在《廣場協議》之后，由于馬克大幅升值，德國經濟增長率連續兩年出現下滑的情況下，德國經濟依然維持了3%以上的存款利率，這幾乎是日本同期利率水平的兩倍。此外，德國央行也充分利用靈活的貨幣政策組合，在抵消一部分升值影響的同時，又竭力穩定市場的流動性水平。例如，由于馬克升值后出口受到影響，德國央行在1987年1月將貼現率和抵押貸款利率都降低了0.5個百分點，以刺激經濟；但與此同時，德國央行又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來沖銷流動性的膨脹。這也反映了德國央行在刺激需求的同時，對穩定物價水平持有非常謹慎的態度。
在財政政策方面，1982年堅持新自由主義的科爾當選德國總理，并一直當政到1998年，成為德國戰后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科爾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在財政政策方面有很多體現，例如，從1982年至1987年，德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逐年遞減至0.4%的水平。這其中甚至包括了馬克匯率大幅升值之后，德國經濟承受沖擊的年份。此外，科爾在稅收政策方面，對企業和個人大幅減稅；在財政支出方面也通過對企業和個人減少補貼等手段削減開支。通過這些方式，科爾政府減少了對經濟不必要的干預。與此同時，科爾政府卻更加注重對經濟結構調整進行干預，例如，用財政補貼、直接或間接投資來資助一些利潤率低、投資周期長、風險大的生產行業；同時，也積極支持企業的研發預算，并向勞動者提供各種培訓及其他形式的幫助，從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
時任聯邦德國經濟發展專家委員會主席的施奈德教授，解釋了德國經濟政策的出發點。他認為，對于解決失業問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奏效，但是無法在長期根本性地解決問題；增加就業要靠投資，而貸款利率的下降只是暫時性、一次性減少了企業的投資成本；但企業投資是一種長期行為，這種行為最終還將取決于長期利潤率情況。因此，政府應該采取措施，改善企業盈利的環境，從而改善就業，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一味的對經濟直接進行需求刺激。
短期經濟刺激無法改善長期經濟增長
同樣面臨匯率升值，德國、日本的不同經歷給我們帶來了有益啟示。第一，面對匯率的沖擊，一個工資具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將維持更為穩定的就業水平。第二，匯率向均衡水平的回復性升值，對于經濟結構調整起到了正面作用，而這種作用實現的快慢以及程度，與其他輔助、預備措施有關。例如，德國的職業教育廣泛涉及各個行業，及時根據市場需求進行調整，并由學校和企業聯合辦學。這種職業教育模式的推行，對于及時調整產業結構、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提升經濟活力都產生了積極作用。第三，除了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之外，匯率大幅升值的積極影響還包括：改善貿易條件，增進國內福利，改善企業對外投資環境等等。
最后一點，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同樣被列入《廣場協議》的升值“黑名單”，但是德國和日本風格迥異的政策取向，導致了兩國經濟的日后發展出現了分化。日本的政策至少在三個環節出現了失誤，其一：對貨幣大幅升值的負面影響過于憂慮；其二，過早、過度使用了雙松的政策組合，促成了泡沫的積聚，減少了日后政策的回旋余地；其三，在刺激經濟過程中，過度依賴需求管理政策，以致其弊積重難返。
而德國的決策者，同樣面臨升值帶來的外部需求沖擊，卻并未采取大規模的需求刺激，而是從供給角度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通過利潤的提高來促進私人投資。后者雖然承受了短期內經濟的下滑壓力，但是保持了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這一點，也許是我們作為后來者，需要努力體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