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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辟本欄目時，曾給自己立了條規矩：“覅軋鬧猛”，即熱門的話題不碰，無謂的論辯避免，只談事物表層下的義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本是個大熱題，理應避免；但蓋特納近日訪華，雙方有了緩解的跡象，探討匯率紛爭底層的義理，于是乎可以從容些了。
美元和人民幣的掛鉤，對我們的利益出入極大，做了姿態之后，還必須認真計較，再怎么認真都不為過。
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相信已過2.4萬億美元，GDP的一半以上；而結匯為官方擁有的美元，當在1.6萬億以上。持有這些美元的直接收益有多少？今年兩會上，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先生提出質詢，指去年外匯持有的總收益不過600億美元左右，不足0.3%，未免太低。設若美元毫無通脹和匯率貶值的風險，也遠不成比例。持有美元的直接機會成本又是多少呢？1.6萬億美元等值的11萬億人民幣由于資本賬戶的限制，只能在境內沖蕩。金融系統積極轉動，信貸環境寬松起來，這11萬億
“基礎通貨”自然加速釋放其能量，城市房地產價格的騰升也是其效應的展現。
為什么我們一定得把財富積存在美元上，買這么許多美國的國債呢？巴菲特講得很透辟，除非中國不賣這么多東西給美國人，否則他們拿到的就只能是美國印發的美鈔。
問題是，這超低的收益能否扛得住美元價值縮水的風險？也許這是我們盯緊美元的一個強有力理由：你欠了我們1.6萬億，我們也據此作為對價發出了11萬億人民幣在國內流通，杠桿的支點是1：6.8
的匯率。要是美元貶了值，比如說貶為1：5，人民銀行的賬戶里立馬有3萬億人民幣虧損，這可超過了一年GDP的增長總額，誰來承擔責任？
主要的責任當然在債務方美國：2010年財政赤字要占超過GDP的
10.6%
(大蕭條深重的1933年-1936年，才不過GDP的5%)，累計財政負債則達到了GDP的64%，到2015年將擴增到6萬億還會節節上升；而真實虧空應該是60萬億美元，即GDP的3.5-4.5倍。問題在于選民沒有誰愿意增加稅負來填補政府的虧空。要彌合美國政府的巨大虧空和民眾的收支鴻溝，政治上最可行的兩條路是美元的貨幣貶值和匯率貶值。
在匯率之爭里中國要擺脫的是“操縱匯率”的罪名，而“還我清白”的努力卻正好入了美國設的套中。雖說美國的政客有緩解失業的憤懣而轉移國內壓力的需要，但美國有的是深諳韜略，毋勞他人指點的專家。他們找出要求人民幣升值為理由，同販賣軍火給臺灣、適時見達賴、批評人權記錄，等等，根據的是同一邏輯，即制造壓力，創造籌碼，以交換中國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的戰略合作。中國越把美國的具體要求當回事，他們手中的籌碼分量就顯得越重，交換價值也就越大。因此，人民幣匯率的互動，是不能僅在經濟層面上考量的。
更深一層，隨著中國取代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實體后，令美國感到威脅。怎樣贏得各國心悅誠服地追隨，對于老大的地位非常關鍵。何況美中兩國，在政體制度和文化價值等基本面差距極大。美元走弱的趨勢相當明朗，美國靠美元逐漸貶值和通貨膨脹來稀釋和減輕自家的債務，是各國預期中的，一般能被接受。唯中國在經濟成長強勁、出口遞增的情況下，卻堅持綁定弱勢美元，造成巴西、韓國、印度、馬來西亞等，以及歐元等主要貨幣的相對升值，會損害其他貿易伙伴的利益，造成他們的疏離。美國出頭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即使本國不能直接從中獲利，但以一哥地位，替實力不足的小弟兄們放話，可以大收民心。而我們重提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人民幣該貶不貶的貢獻，已然時過境遷，未必再能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因此說，人民幣的升值與否，不能就事論事只算經濟賬，而應該在戰略和全球政治的新格局下檢視它直接和長遠的利弊。
回到眼下擺脫困局的途徑，原則當然是降低風險和引起摩擦的動因。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增強國內的消費，著重于增加勞動力的素質以提升勞動的附加價值。特別緊要的，可別再往雞蛋山上壘放新的雞蛋了。
（作者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