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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宗商品價格不斷攀升、中國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減少、2015年左右即將迎來勞動力供應高峰的條件下，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并不是調整國際收支的唯一路徑。我們必須看到，過去幾年人民幣一直處于升值通道，作為一個人口規模大、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以一個較為溫和合理、與自身經濟發展特征較為匹配的升值速度來實現自身結構平衡的目標。作為全球貿易的重要參與方，美國不應該在享受低價出口產品帶來的低通脹和高負債生活的同時，對人民幣匯率問題作過多的指責。
從中國要素價格的角度來看，過去十來年盡管原油、基本金屬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了持續的攀升，但由于人口結構的原因，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十分充裕，直接導致勞動力的真實工資水平剛性很強，勞動力要素成本的上升速度極其緩慢，加上國內在礦產、能源、土地、環保等生產要素方面的低價政策，使得這些年出口產品的價格上升幅度不是十分顯著。但從中長期趨勢上來看，我們在名義匯率升值之外，必須看到國內人口結構變化和要素成本上升正在對出口產品價格形成越來越強的推動效應。
首先，當前我國的人口年齡分布特征與上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較為相似，中青年勞動力高峰分布在20-25、40-50歲這兩個年齡段區域，年輕勞動力的供給正在變得越來越少，加上企業用工社保等福利體系的完善，往后勞動力要素價格上升的速度勢必加快。此外，目前國內人口的城鎮化比率不到50%，隨著大都市圈的形成和人口向中小城鎮的集中，伴隨城鎮化趨勢而來的是服務業的大力發展和就業機會的增多，就業需求的增大勢必進一步推高勞動力要素的成本。可以說，國內勞動力充分供應、勞動力價格剛性的發展階段正在一去不復返，未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成為推高中國產品價格的主導因素。
其次，在美國不斷擴張信用規模，美元不斷貶值的條件下，未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延續金融危機之前的上升勢頭是較為確定的格局，中國制造業無法擺脫高價進口原材料的成本沖擊，日益高漲的進口鐵礦石價格便是鮮明的例證，進口原材料價格的持續攀升將成為推高中國產品價格的另一個重要推手。從國內情況來看，能源、礦產、土地等基本生產要素的市場化價格機制正在形成，在龐大的制造業需求和可持續發展壓力下，國內過去生產要素低價的時代正在遠去，中國出口同樣面臨國內原材料價格上升的成本沖擊，國內外兩相夾擊之下，出口部門成本上升推高價格的壓力可想而知。
名義匯率只是事物的一個表象，我們在關注人民幣合理匯率機制和升值趨勢形成的同時，需要更多地關注本國實際物價水平上升和購買力增強對國際收支失衡帶來的潛在影響。未來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上升，國內外購買力差距收窄的趨勢讓我們在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之外，看到了另一種國際收支再平衡的局面，這種最有可能出現的再平衡之路應該是名義匯率緩步升值、國內產品價格較快上升導致國內外物價差距繼續縮小，加上政府在調整收入分配和內需轉型方面的政策作用，中國完全可以實現經常項目相對規模保持穩定或適度下降的“再平衡”發展目標。當然，未來政策上我們有必要提防總需求過度依賴信用擴張，以及貨幣增速過快帶來的不利影響，與外部國際收支再平衡過程相對應的是，提高勞動力相對價格水平，調整收入分配促內需同樣會成為經濟結構內部“再平衡”的根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