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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權組織構想
    2010-03-24        來源:上海證券報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締約方大會宣布,將于4月1日開始在聯合國框架下開展今年的首輪氣候談判會議。今年的兩次主要會議日程表也已設定:分別在5月31日和11月29日開始UNFCCC第32屆附屬機構會議和坎昆第1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為了避免在墨西哥會議上重蹈覆轍,在思想觀念上總結一下哥本哈根會議的教訓實在很有必要。
  其實,問題很清楚,所謂氣候政治或者說國際碳政治,歸結起來,就是兩個基本點:首先是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權國家自身生態環境的惡化;其次是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緯20度之間受害國家的生存危機。哥本哈根會議恰恰是忽略了這個基本點,而把所謂的氣候政治誤導至主權國家的利益博弈的軌道上。
  近代以來,歐洲以不斷創新概念著稱于世,幾乎每到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他們都能提出解決發展方向和構成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比如“主權國家”、“科學”、“法制”、“市場”、“資本”、“標準”、“國際框架”等等,也確實使全人類受惠于此。然而,中國古人說得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一回,歐洲錯了。這些年來,歐洲人一步步把增長、環境、生態、氣候等問題,引向國際語言的“氣候政治”或干脆叫“碳政治”,是一個本末倒置的誤區、誤導。這種誤導,很可能是歐洲自恃在“低碳經濟”上擁有技術和資金優勢,一廂情愿地希望繼續借“氣候政治”形成對自己有利的新國際框架。骨子里,歐洲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權力和征服的邏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和對抗性思維方式主導世界的近代路徑的延續。
  在哥本哈根,中國提出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實際上更多的是為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但毋庸諱言,中國確實已是世界排碳大國,所以,中國會前主動提出自己到2020年到2030年單位GDP在2005基礎上減排40%-45%的目標時,一再強調,這完全是“自主行為”,是本國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需要。中國這一“自主行為”,無疑應當受到各國政客、專家和民眾的歡迎和借鑒——減排二氧化碳,首先是優化各國自身的生產、生活、生態循環模式。
  很清楚,中國已不把“經濟社會發展和消除貧困與應對氣候變化和減排”對立起來。當然,這個目標能否達到,技術和資金層面都還存在難以逾越的困難,而更需要政策目標的改變、改變增長方式、改變價值評估參量體系。比如,說服世界銀行和國際評級機構改變目前通行的GDP、GNP價值評級標準,說服世界各國政客和專家確立地球文明形態,如以生態文明取代工商文明。否則,哥本哈根的唯一成果:確保全球平均溫度的升幅不超過2攝氏度,只能是一紙空文。
  筆者以為,離開地球生物、人類、生態,氣候問題就失去了意義,氣候問題只是碳排放的一個結果。所以,“人類參與其中的生態循環,才是碳排放問題的關鍵”,一個更準確的表達應當是“生態政治”。我想說的是,既然“人類參與其中的生態循環,才是碳排放問題的關鍵。”那么,作為國際語言的政治基礎更真實的表達,應當更具體地表述為“生態政治”。
  生態政治,作為國際語言行為基礎,落實到主權國家層面,可以用一句稍加修改的中國諺語來表達,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兼顧他人瓦上霜”;落實到各國主權公民層面,就是:“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克服和摒棄我們被近代唯利主義思維方式誘發的現代工商文明所寵壞的惰性和奢侈攀緣的蒙昧。為了讓世界各國公民都相信這樣一條“共生公式:樂活細小行為×我(每一個人)=改變世界的力量”,并且如此行動起來,我以一個中國公民的名義,鄭重提議:把“氣候政治”概念,及其相關國際框架的談判,納入到全新的“生態政治”的理念及其全新的國際框架之中,以促進世界社會各主權國家和主權公民切實地行動起來。
  人類有沒有可能提出一種既能包容“氣候政治”中所含蘊的理念、范式、原則,又不回避小范圍的謀略博弈,同時,能夠重新承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1972)》理念及成果,顯然代表全人類全世界發展方向的價值觀或處世哲學?這種新的處世哲學,筆者冒昧地以為,就是上世紀以來人類出現的寬容的智慧、和解的智慧、變化的智慧,以至共生的智慧,即生態文明所要求的共生的思想、共生的理念、共生的哲學、共生的價值觀,并且,把這種全新的處世哲學可以這樣概括:全球視野、東方情懷、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在生態政治國際語境下,筆者鄭重提議:各國政要和各路專家在下一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即墨西哥會議之前,醞釀設立一個“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權基金組織”,在“生態政治”思維框架內,根據碳排放對全球氣候的影響及危害,把注意力聚焦在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權國家自身生態環境惡化問題以及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緯20度之間受害國家的生存危機問題上。
   所以,這個“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權基金組織”,起碼包括這樣兩大機制:比如用“減排基金”來承擔前20名排碳大國的減排成本,從全球范圍內作資金、技術、最低經濟發展標準的平衡和調節;比如“生存移民基金”來承擔和支付南北緯20度之間溫室效應受害國的置地、移民成本。

(作者系中歐社會論壇首席顧問,歐中聯合商會副秘書長,世界共生價值研究院(IWSV)共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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