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逾百名國會議員呼吁奧巴馬政府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他們要求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反補貼稅。國會議員的“罕見聯合”給中美關系施壓不少。不過，在兩會期間，中國總理溫家寶再度強調中國對匯率改革的主動權。
市場對未來人民幣升值亦有所期待，只不過在方式上相互爭執(zhí):漸進升值還是一次到位升值，或者先一次升值再浮動升值。最焦點問題在于，誰都不清楚一次升值的確切幅度是多少，或者說人民幣真實被低估了多少。美國人測算是低估了25%-40%，中國學者的低估數值則溫和一些。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認為人民幣低估了。于是“三種方式”的爭執(zhí)就變成了“升值路徑中成本收益的比較”。而我們則更進一步，對是否“低估”都很懷疑。
在資本項目管制下計算人民幣合理匯率水平都是不靠譜的，不能僅僅從經常貿易存在順差就判斷出當前的匯率水平是低估的。很多人通過購買力平價理論、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用可以計算人民幣匯率低估，其他學者——例如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經濟系教授Yin-Wong
Cheung則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計算出人民幣沒有低估，甚至還高估。
只有解除資本項目管制才能看清楚人民幣均衡匯率，因為資本項目賬戶可以反映中國居民利用不同國家資產價格差異（比如美國房地產比中國更有價值）,或者官員或富人通過轉移資產于海外表達對國內體制的風險偏好。這些因素都將反映在資本項目中，從而更充分地表達人民幣的實際幣值。也許在目前匯率水平，經常項目的順差可以被資本項目的逆差所抵消，該匯率水平就是均衡合理的。真正的匯率水平不僅反映貿易項，也要反映資本風險和政治風險。這一切只有在解除資本項目管制后才能清晰地辨認。
如果擱置異議，假設人民幣真是“低估”的，那么如何改進？我們認為，“漸進升值輔以漸進加息”的“哈繼銘方案”是妥當的。這不僅僅是對日本教訓的一個反思，同時也是經典的“利率平價定理”在政策層面的復活。金本位時代的“利率平價定理”含義是，如果一國的利率水平較低，那么該國的出口競爭力就會很強，它輸出商品賺取黃金，黃金流入提高了物價和利率水平。隨后，這個原則在紙幣時代被應用為“兩個國家利率的差額相等于遠期兌換率及現貨兌換率之間的差額”。實際上，我們也可以更靈活地使用它，也就是說“如果匯率需要上升，必須配合利率上升，從而實現經濟和資產價格的平衡”。
日本和亞洲諸國泡沫經濟的慘痛教訓，就證明了那種“利差加匯差”從來不是吸引熱錢的激勵所在。相反日本政策組合的“調高匯率、削減利率”的做法才是導致危機的禍首，因為熱錢或者“泡沫喜好者”希望用低利率刺激資產價格，他們從來不會老實地待在儲蓄賬戶里賺取利差。這一原理也完全適合中國，有海外學者收集了1997年-2007年的數據，認為中國的信貸政策緊縮程度與熱錢涌入規(guī)模和速度呈現出相反的關系，當中國貨幣部門對信貸增長采取謹慎態(tài)度，那么熱錢流入會迅速下降；當貨幣部門對信貸增長采取“鼓勵及放任的態(tài)度”，那么熱錢涌入的規(guī)模和速度將突然性提高。
所以，無論是從經濟全面平衡的角度還是控制資產泡沫慘劇的角度，都需要匯率向上升值的時候，上推利率予以配合。有種反對意見認為，上推利率將打擊國內經濟。首先，我們認為經濟的火爆不是靠扭曲政策“人造”出來的，其次如果匯率上升，利率下降，中國出口降低了提供勞動機會的可能，同時中國資產泡沫需求又刺激了大宗商品的價格，提供給外部投機資本更多的“利潤”，那才是真正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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