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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全國“兩會”上，住房問題是個大熱點。除了房價外，有關住房制度的爭論也有風生水起之勢，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如何實現“住有所居”的目標上。有人認為應該鼓勵和提倡租房，政策的導向應該是增加廉租房而減少經濟適用房；而另外一種意見認為政府有責任讓大多數人買得起房，擁有住房是人的尊嚴的體現。
從歐美國家的經驗看，鼓勵年輕人租房的政策是沒有疑義的，以美國為例，即使在買房最盛行的2005年前后，住房自有率也只有69%，超過30%的人沒有產權屬于自己的住房。但是，鼓勵租房的政策導向在中國是難以行得通的。
鼓勵租房的政策導向之所以在中國遭遇尷尬，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很大關系。儒家文化是以“家”為核心的文化，維系“家”文化的紐帶是血緣關系，而維系“家”文化的物質載體則是住宅(有私有產權的房屋)。沒有住宅就沒有“家”，因此，人們可以傾其所有去購買屬于自己的住宅，年輕人結婚一般都要購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這是儒家文化圈國家國民的特殊消費習慣。在中國臺灣地區有句耳熟能詳的話——有土斯有財，就是這種文化的口頭表達方式。
2009年，有文認為“是丈母娘推高了房價”，引起網絡媒體的熱議，筆者以為，將房價上漲都歸結為丈母娘固然有些偏頗，但其中還是有內在道理的。網絡論壇上曾經有一篇題為《26歲的我離婚了！“80后”婚姻注定死在房子上》的帖子引起了網友熱議，帖中稱1983年出生的她兩年前與1982年出生的老公在北京租房完婚，后來因為“身邊的同事都有車有房”而萌生買房念頭，最后因為手頭拮據發生多次爭吵后導致離婚。一項對2429人(79.5%的人為
“80后”)的調查顯示，74.2%的人表示自己身邊的
“80后妻子”因為房子問題經常與自己吵架。
從上述現象看，似乎“80后”的年輕人非常看重住房在婚姻與家庭中的作用。但筆者不這么認為，比他們年長的“60后”、“50后”等更看重住房。對住房的倚重應該是一種文化現象，住房對于國人而言，除了可以“居住”之外，還可以獲得精神上的滿足。簡言之，住在產權屬于自己的房子里和住在產權屬于別人的房子里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因此，以解決居住為目標的廉租房制度不能成為解決住房問題的主流形式，提供有產權的經濟適用住房制度才是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住房制度安排。
這與歐美國家有很大的不同，歐美國家的文化里沒有
“家”，只有“神”。住房對于他們來說主要的價值就是“居住”，難以從住房上面獲得文化上的滿足感，租房與買房不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文化上的差異還直接表現在中西方建筑上的差異上。歐美國民的精神家園是“神”，這些國家最豪華的建筑一定是教堂，而中國古代最豪華的建筑則是家
(皇宮是皇帝的家)，“家”才是中國人的精神歸宿。
從文化的視角我們還可以解釋一些在歐美國家難以解釋的現象。按照歐美國家的經驗，房價收入比超過10倍則被認為房價有嚴重的泡沫。按照此標準來衡量，中國部分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的房價早在2003年前就已經出現嚴重的泡沫，而2009年底的房價已經讓人難以理解了，因為北京、上海的房價收入比已經超過15倍。但考察目前買房者的行為發現，有不少年輕人的買房資金實際是幾個家庭的儲蓄與收入，通常的模式是男女雙方的父母湊首付，自己的收入支付按揭月供，如果不夠的話，父母再支持。可見，在中國，“家庭收入”的內涵和外延是可以不斷擴大的，如果僅以兩位年輕人的收入作為“家庭收入”來衡量房價是得不到正確的結論的。
同樣，對于住房的精神倚重容易產生房價與租金出現背離的現象，因為自有住房含有“文化溢價”。現在，住房的租金收益率只有2%左右，而按揭貸款的最優惠利率也在4.5%以上，租金收入只能支付一半的按揭利息，在財務上是不合理的。出現這個不合理現象有住房上漲的預期因素，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視。
這提醒我們，我國的住房市場的調控難度更大、情況更復雜，打擊房地產投機任重而道遠。我們在設計住房制度時，應該充分考論到我們的文化背景，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國家的經驗。鑒于國人對住房的特殊感情，我國的住房分配一定要強調公平優先，“居者有其屋”對于維護我國社會穩定有特殊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