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中國央行副行長、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就“外匯管理和外匯儲備”問題表示“人們對中國存在外匯管制、強制結售匯的印象是不對的”，央行將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不久前，央行行長周小川將金融危機以來的人民幣“釘住美元”政策視作一項“特殊的政策”，他說，“這樣的政策遲早也有一個退出的問題。”另外，周小川將今年3%的CPI目標看作是“給資源價格改革提供了一定空間”。
鼓勵貨幣的貶值狀態以及提高通脹的空間，是后危機時代世界主流經濟思想界所熱衷的。當英國的政府債務較高時，經濟學家立即鼓勵英鎊貶值；石油風光不如從前，俄羅斯被動員盧布貶值；希臘的債務危機，則動員其快速脫離歐元區，重新獲得貨幣主權，然后再實施一場貨幣大貶值……整個世界甚至進入了一種爭奪“外部需求”的戰爭狀態。
中國政府在危機時期調整了過去升值的策略，在2009年將人民幣釘在6.82水平，這一做法保護了中國出口商在“爭奪外部需求”方面的利益，支持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和就業，同時中國龐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也大幅度刺激了進口，意味著“為中國之外的國家提供了較為旺盛的需求——尤其是大宗資源產品方面”，這宛如一個交換，來減弱對“人民幣釘住策略”的指責和更大規模的國際貿易保護。坦率地說，2009年“中國需求”對于國際社會和全球經濟來說，是舉足輕重的。
但是，整個世界認為2010年中國不會像2009年那樣刺激經濟，即使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兩會期間表示中國將繼續延續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外界還是普遍認為2009年中國的刺激經濟的力度是一個“峰值”，接下來，力度將從“頂峰”緩慢下來。所以，外部世界要求中國通過擴大幣值購買力（人民幣升值）來提供更多的需求，同時降低中國商品在“爭奪世界需求”的競爭力，人民幣升值的政治壓力重新浮現。各種計算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學術又開始興奮，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2月25日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表示人民幣低估20%-40%。
實際上，在資本項目管制下計算人民幣合理匯率水平都是不靠譜的，不能僅僅從經常貿易存在順差就判斷出當前的匯率水平是低估的。就好比一個商店，進口的電動扶梯很寬敞，出口的門很小且需要盤查，商店內不得已人滿為患，但一些經濟學家卻輕率地斷定該商店的商品正在打折。其實，只有資本項目管制的解除才能看清楚人民幣均衡匯率，因為資本項目賬戶可以反映中國居民利用不同國家資產價格差異（比如美國房地產比中國更有價值）來進行配置的情境，也許在目前6.82的水平上，經常項目的順差可以被資本項目的逆差所抵消，于是該匯率水平就是一個自然的、均衡的、合理的水平。而失去資本項目的參考，單憑所謂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巴拉薩-薩繆爾森效用等簡單原則搗鼓出來的“人民幣低估”程度，都是難以服人的。不過，中國似乎將資本項目管制看作是“永遠安全的防火墻”，這一認識上的誤區將會通過“逐步的扭曲效用”作用到國內政策上，其最終的風險程度不比放開資本賬戶管制要小。
因此，盡管中國優化了經常項目的外匯管理，采取了“土耳其路線”，將強制結售匯逐漸變成“層次比例結售匯”、并過渡到全額意愿結售匯。但這一過程的主因和驅動力是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的博弈：出口商或者外匯指定銀行賺取美元之后它有動力迅速換成人民幣，他們是“強制結售匯”的愛好者，而央行則使他們必須拿著美元，盡可能地少兌人民幣給他們。也就是說，央行現在采取的是“強制不結售匯”，客觀效果上卻是過去的反面。
而“提高通脹的目標”不僅出現在中國央行表述里，世界其他央行都有類似的說辭。更可怕的是，IMF首席經濟學家Olivier
Blanchard發表了所謂“低通脹目標不利于央行調控”的言論，他認為，過去央行都喜歡低通脹，這導致對應的利率水平也比較低，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央行幾乎沒有多少削減利率的空間，最多削減到零利率，而這非常不過癮。
這種見解是非常不恰當的。央行需要理解自己的職責不是為了“擴大拯救經濟空間、顯示重要性”而寧愿造成正常時期的經濟震蕩和較高的通脹感受。其實，資源價格改革在中性甚至緊縮貨幣下也可以完成，中國上世紀80年代不恰當的“價格闖關”就是建立在“通脹是潤滑劑”的見解上的，其實管住貨幣、放開市場、破除壟斷、弱化行政控制下照樣可以理順價格，而這也被中國的經濟歷史所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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