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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來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越來越強，實際上，對人民幣升值要求最為強烈是美國。目前美國失業率較高，美國想通過多出口，少進口，改善國際收支，擴大就業，眼睛又盯住人民幣匯率，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同時美國還加大對中國產品的貿易保護，要求人民幣升值，阻止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
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并不是中美貿易失衡的關鍵因素，實際上這也一直是中方所強調的。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比較低，我們處于貿易結構的低端。長期以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主要是由于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相對較低，并不是主要依賴人民幣匯率低估來實現的。我國的貿易收支盈余雖然較多，但是我們獲得的利潤較少，我們出口的產品和美國產品交換，處于較大的劣勢。而美國出口的主要是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附加值高，賺取的利潤也較多。同時中國希望進口高技術產品，美國卻設置多重貿易壁壘，限制美國高技術產品向中國的出口，因此中國的貿易盈余只能購買美國國債，獲得的收益較低，一旦美元貶值，儲備資產還面臨縮水的風險。糾正貿易平衡，美國應該削減對華貿易出口的一些壁壘，放松高科技產品出口的限制，而不是指責人民幣匯率。此外，2月25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還進一步指出考察中美經貿關系，除了貨物貿易以外，還包括投資和服務，如果從全圖景來看，中美貿易基本是平衡的，甚至中方還是逆差的，因此并不能夠孤立地從貨物貿易來看人民幣匯率。
其次，人民幣匯率不僅包括對美元匯率，而且還包括對非美元貨幣匯率，最近美元升值，但歐元和英鎊大幅度貶值，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必然對歐元、英鎊升值幅度更大，會對金融市場和中國經濟產生很大的沖擊。因此考察人民幣匯率不應該只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還要關注人民幣對歐元、英鎊等主要貨幣匯率，要綜合評估。實際上，西方國家指責人民幣匯率問題往往是雙重標準，如一旦美元、歐元升值，就施壓人民幣升值。而一旦本國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時候，卻很少檢討自己的問題，如2008年上半年美元大幅度貶值和最近歐元大幅度貶值都是如此。人民幣匯率經常來自美國和歐洲方面的壓力，不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就是歐洲要求人民幣升值，但實際上，問題往往是他們本身所導致的，如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美元升值、歐元貶值，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次貸危機導致歐元升值、美元貶值，歐洲要求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匯率之爭表面上看是要求人民幣升值，實際上是干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匯率制度的選擇都是各國自主決定的事情，是不受其他國家干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世界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了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主要發達國家步入浮動匯率制度，西歐國家還建立了合作的匯率制度安排即歐洲貨幣體系；1999年歐元區國家放棄了本國貨幣，建立單一貨幣區——歐元區，這是完全釘住的匯率制度，因此匯率制度選擇都是各國自己的事情。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也將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是不容別人干預的。人民幣調整的時機、步驟和幅度，將由中國自己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來實施，逐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 |